一、难得有晴天

难得天晴，邻里不约而同都想把衣服枕头抱枕和被单，都晾成万里香飘，一览无遗。

一阵狂风，把桌上书页吹得晕头转向，一尾衣鱼，竟被吹到窗外走廊边上的小沟渠里。

我不是收藏家，整理书架时，惊喜地发觉还有那么几本旧书，很乐意继续陪我安静居家。

隔壁那只胆小如鼠的小狗，终于被女佣牵出门，兴奋地瞅着停车场草坪边上的那只小蜗牛。

顶着烈日当空，小小年纪就背负一个沉重的家，努力地向前爬，而一辆万事达正在慢慢后退。

终究听到那一声惊心动魄的“咔——嚓——”，生命啊，脆弱如斯，何况还有狡诈多变的新病毒株！

二、含羞本其性

本来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解封之后，还能开朵小小的黄花，也就更不躁动、不折腾。

害羞的本性，也只有突然长高的野草，最清楚，最谅解，那可不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迷思。

那些若即若离的跑步声，也许还在喘着气淌着汗，想象再继续跑下去，就能抵达海角天涯。

说不准，转个弯，所有日常的不满和牢骚，都已流进大家遗忘的下水道，从此永远暗无天日。

哦，有人细心来查看，当然最好；今晚又有五人聚餐会，去或不去，终究不是道是非对错题。

你看那行道树，早就不多问，树上的知了也不奢望弯下身，就肯定能听到你草原上嘹亮的歌声。

若还能赞美弯弯小河，委曲求全，还能如此澄澈清心，感觉今年的夏天，应该会更好，你信吗？

三、最后一条命

不管是烈日当空，抑或是乌云满天，气象预告总会说今天午前和午后，全岛各地都会有雷阵雨。走过行人天桥时，却发觉两旁长条形花盆里的九重葛，似乎不想辜负那一片还在酝酿变色的天空，正姹紫嫣红的绽放。于是，我就像其他人那样，在疫情多变难料的日子里，戴着口罩，慢步走去超市买些日用必需品，然后打算回程顺道随意走走看看。当然，没忘了要遵守安全社交距离，但看到那一个个五颜六色、花样多彩的口罩穿梭人群里，也就会心一笑。

兴许是越来越老了，不仅发觉自己的步履不如过去的轻快，有时还会边走边想起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和问题。比如，想起了卡缪的小说《瘟疫》的最后一章，主人翁里厄的肺腑之言：“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想着，想着，除了对前线的医护工作人员益发肃然起敬，当然也备受鼓舞。近日恰好重读了余光中的文章《假如我有九条命》，禁不住想起了那几位死后才被确证得了冠病的老人，如若他们能有机会多得一条命，会想做些什么事呢？余光中说，假如他有九条命，他打算如此规划：一条是专门来应付现实生活，一条是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一条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一条用来做朋友，一条用来读书，一条完全用来写作，一条专用来旅行，最后还剩的那一条，他希望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落，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读完文章，数了数，包括余光中说的最后那一条从容过日地看花开花落的命，好像只有八条命。后来发觉还有一条，其实就“藏”在“读书”那一条的字里行间里，因为他说，“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紧跟着他又说：“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既然如此，余光中的“假如我有九条命”，当然少不了这一条学者诗人兼散文大师的他最关切的“教书育人”。他心有戚戚焉的说，“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其实教书也并非那么难，但育人化顽之道，肯定不是一条轻松的坦途，否则他不会有“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的感叹。

岁月匆匆，三年前岁末12月中旬，90岁高龄的余光中驾鹤西归，云游四海去了。三年后的今天，冠状病毒还在全球攻城掠地，病毒株也在诡谲异变。余光中已无需像现在许多羸弱多病的老人，因冠病肆虐全球而日夜忧心如焚，连想出门走走散散心，也得反复思量。一旦踏出家门，还得“刻不离口罩”。这么看来，余光中说的“截止日期”，倒是像冠病疫苗的研发那样，得日月追迫，刻不容缓，又怎能放慢了脚步？

日本老诗人谷川俊太郎在《余裕》里有一段话，“相对于人生中的一个个瞬间，余裕就是一种永恒。它是心外之心，是抛开内心的束缚，从外部审视自己的眼睛。所谓轻松幽默的心态，便来自内心的余裕。”两位诗人，一位已经仙逝，一位独自乐活，都是深悟余裕之道的大作家。谈到永恒，记得菲德利克在《走路，也是一种哲学》里说：“走路时什么都不做，只是走路。就这样什么也不做地走路，却足以让人找回存在的纯粹感受，重新发现活着的简单幸福，也就是充斥在童年中那种喜悦。”他把这种喜悦充盈的永恒，称为“第二种永恒”，是属于孩提的永恒。哦，难怪我们会说，返老还童！

抬起头，看到商店旁的走道外，一阵狂风过后，枝头的九重葛正颤巍巍地迎着一片蔚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