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惠雯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看来这篇刚在《花城》刊出的小说《关于南京的回忆》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在文体上如何归类，你怎样看待文体问题？记得当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问世后，虽然都认为是杰作，却也存在文体之争。

答：是小说，因为有虚构的成分。而且，从结构来看，也是小说。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感觉：像散文。大概是因为小说采用了女性视角第一人称叙述的关系，描写、自我剖析得不厌其烦，又有回首往事的氛围，所以给人一种“自述”的感觉。但你要问在小说这种虚构文体中，有没有作者自身现实的存在，我会说有。我很喜欢纳博科夫的一段话：“这个事实让我着迷：尽管有添加上去的虚构情节，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传作者的一丝不苟的忠实叙述中，包含着更为浓烈的个人现实的精华。”

我一直认为最真实的我存在于小说里，但这种“最真实”并非生活事实。我希望读者在读小说时着重去理解故事里的“我”，而不是去好奇这个“我”是不是作者本人。所以，我在很多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里都以男性视角去写。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反观”视角有意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读者把作者本人代入。我觉得那会是一种对阅读的干扰。

我觉得文体争议多半是别人在争，和作者本人没多大关系。无论是散文化小说，还是在小说中杂糅诗歌、戏剧、史料……这些写法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我觉得小说作者在文体上是最自由的。

马拉：前些天我在读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的《文学理论》，他们把文学研究分成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把产生文学作品的外部环境、条件与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鲜明地分离开，强调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的内在因素。你的作品广受欢迎，从文学研究的角度，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

答：谢谢你的安慰，但事实是我的作品并不广受欢迎。我的读者不多，出版的小说集经常卖不动，所以我总是对出版社心怀歉意。我觉得我的小说也许在写作者这个小圈子里受到了一点儿肯定，我已经很满足。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写小说时必需有最真诚的心态，同时谨慎地对待每个句子。我只想把小说写好，这完全是“内在”的驱动，其他什么革新啊革命啊的说法或潮流，我都不受影响。小说决定性的革新时代早过去了，小说的巅峰时代也过去了，我们作者自己知道，在小说进入后现代时期后，各种手法基本都已经被尝试遍了。我不是“唯新论”作家，我很担心只追求新形式最后会变成瞎折腾，而且，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里，我们的那个新未必是真的新。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把小说写好。我不在乎别人觉得我的小说写法太老实或太老派，反而认为我们在求新异的过程中丢弃了一些很珍贵的文学品质。（传自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