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明日报》前副总编辑郑文辉在新加坡独立的那一年与金庸结识。之后，更因金庸来新办报有了更频密的接触，并曾共事。在斯人已逝的今天，追忆文人办报点滴。
我认识查大侠金庸，是在1965年大概是在新加坡刚独立后不久的中秋之后。他偕同《读者文摘》的香港负责人，来新加坡旅游并考察。
转眼间50多年过去了，查大侠走了，真令人心情惆怅！我认识查先生的时候，还是一名未婚的20多岁青年小伙子，时正任黎国华创办的《民报》总编辑，这一面之缘，却发展成了后来我是他的报纸属下的一名员工：他是我的老板，也算是同事。
关于金庸的生平、创作、文学及家庭的事早已铺天蓋地的报道，而金庸传记等书早已面世，我不多谈。我在这里只写一些大约半个世纪前我和查大侠之缘的一些碎片的记忆。
金庸1965年来新加坡，第一次是住在鸟节路当时的国泰大酒店。我们就在当时《民报》附近天福宫后面厦门街的“福民餐馆”请他吃福建菜。据说，他原想到欧洲去办报，因为当时台湾的报纸有几份都在欧洲出版“欧洲版”。他此次到新加坡《民报》拜访黎社长，就是有意转来新加坡办报的试探和考察。
翌年，金庸在新加坡办报已经是紧锣密鼓了。查先生在新加坡的老友康诗源——康先生早年是从香港来的，也是报人，曾任职于泛亚社，也是吉隆坡当年《虎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曾是我的上司——他就告诉我有关金庸已和梁润之合作筹划办报了。
见证从“民”到“明”
到了下半年果然香港《明报》的红字招牌，已刷在麦波申达维申路七号向牛奶厂租用的厂房墙外，这厂房就是《新明日报》初创时的原址。
消息传遍狮城，当时《民报》社长黎国华得悉后，他有意见。他就向当时的文化部提出看法，他认为《明报》和《民报》读音太相近，很容易混淆，尤其是报贩派报更容易搞乱。
大家从善如流，《明报》就改为《新明日报》。后来大家附和说是梁先生先前办过一份《新生日报》，因此就取一个“新”字和“明”字合成《新明日报》。其实，这都是后来的“想当然耳”！但是查先生却说可以解为“新”加坡的“明”报。
我能知之比较详细，是因为我就是从“民”到“明”唯一的人。
我在那一年年底领了花红就辞去了《民报》的总编辑，当时康诗源返香港过农历新年，他直接向查先生推荐我去《新明》，并获查先生同意。过了农历年已是1967年的2月，3月1日我就被聘用了。
查先生办《新明日报》，从香港带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原本在香港的《明报》当老总的潘粤生来当总编辑；事实上，当时《新明》在出版准证上具名的总编辑是梁先生在斧标驱风油的老搭档潘洁夫。而另一位香港来的是朱志清，任副经理。
常到新加坡避风头
《新明日报》在3月18日创刊后金庸也常到新加坡，他和潘粤生交流认为当时我是唯一一个有从报经验者，因此由我负责编新加坡新闻，而由于潘总常有饭局应酬，并交由我负责签大版。
查先生来报社时，他就坐在我背后的总编辑室，那是一间三面玻璃可望到外面编辑部的办公室。我的背却刚好向着他，偶尔我回头望，常会看到他架起双腿在办公桌边缘，一面抽烟，一面在思索他的小说或社论，大概是灵感来时，他就会放下脚来，手握Cross原子笔振笔疾书。
有一次他走出来和我谈话时，我居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敢敢问他为什么常常会把双腿搁在桌缘，他却笑笑的回答我说：“这样血液可以倒流，避免生痔疮。”
香港那年“五月风暴”后，整个社会很混乱，动荡不安。因此，查先生常到新加坡避风，就在一次吃饭时说起香港《明报》发生一起轰动事件，那就是有人买通了印刷部的一个员工，在大版签后，偷偷将第四版换上另一个电版，做了手脚。第二天印出来的内容刊出一篇标题是：《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的声明，声明竟然呼吁同业不可承印《明报》。他就以此事为例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我负责看大版的要注意。他说签了大版后还有人敢“偷天换日”。
新明坚持五大特色
金庸在《新明日报》创刊时，写了一篇《发刊词》，主要是说：“本报为一商业性质报纸，既无任何政治背景，亦无党派关系。在新闻报道方面，将以本国全民利益为前提，促进多元民族间的了解和合作……”
他常常提醒我们“办报立场要保持超然”。他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新明的内容要坚持五大特色：
1、独家刊登金庸的小说；副刊有名家汇聚；
2、娱乐版独有消息；
3、通讯网遍布全球；
4、天下事资料丰富；
5、名家主编马经。
他更指示说：报道新闻要由近而远；远就不如近，近就不如身边。身边发生的事情，亲切。更令人感动、关注。
金庸喜欢吃鲥鱼，我记得他有好几次请我们吃饭，都有这道鲥鱼加醋清蒸。常去的地方有文华大酒店四楼的一家餐馆，还有当时设在首都戏院二楼的“丰泽楼”。这种鱼在当时的价格不菲，即使是50多年前，蒸一条鲥鱼至少也要30至40元。这种鱼骨很多又细，吃的时候要很小心，但是肉很细滑而鲜美。
鲥鱼是生长在江苏长江口一带，当时的鱼应该是由香港转空运来的，现在本地恐已难吃到鲥鱼了。
有一次吃饭时，他说：文人办报恐怕他是最后一个了。他说今后都是企业家办报了。文人办报有理念、有目标；而企业家办报则是从商业角度来看，看的是数字。
赠台湾见闻单行本
金庸在海峡两岸都吃得开，他于1973年4月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台湾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及旅游，这是他首次踏足台湾。
访台返港后，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于那年6月7日至23日一连17天，在香港《明报》刊登，受到各界关注，于是他把它印成一册只有58页的单行本，送给朋友阅读。他来新加坡时，也带了一本送给我。他还说：“1949年以来，我去过大陆八次，欧洲、中东、澳洲、日本，甚至南斯拉夫都去过，东南亚各国及新加坡更是不计其数了，就是台湾没有去过，这一次终于去了回来。”
礼尚往来，他送了书给我，我后来也送了两本当时我的拙作《新加坡华文报业史》及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从开埠到建国》给他。他收到书后马上给我写信，并说他对新加坡的历史本来少有所知，读了我的书之后，增进知识不少。他的信这样说：“……尊作资料丰富，叙事旺畅，图片既多且精，实是极难得的参考书，其中对于卖猪仔，入洪门仪式，日本占领期间的种种描写，具有文学意味，与一般枯燥的历史书大不相同，比之前作《新加坡华文报业史》，又更进一步……”
上个世纪80年代新明被《海峡时报》收购，并入报业控股集团后，我就再也没有和他有太多的联系，记得最后一次是在80年代末，他的股权脱售后的最后一笔款项的支票没有去兑现，当时报馆托我和另一名时任经理的陆志民，把新的一张支票带去香港交给他。
查大侠后来也退休了，听说他专心研究佛学，淡出“江湖”。1993年他北上见江泽民后，第二天就飞往山东游山玩水，并去蓬莱仙阁观海，这地方我也去过，查先生在观海中看着辽阔的海天，写下四句诗：
蓬莱极目觅仙山，
但见白云相往还。
放下无求心自在，
琼宫仙境即人间。
我非常折服与欣赏查大侠在这繁华中退下来，“放下无求心自在”，非常有同感这种心境的写照，宛如“东篱采菊”一般的清雅悠闲呀！
大侠走了，留下给我的是一箩筐碎片的回忆！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