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拥有大学文凭的本地年轻女性虽比男性多，不过由于社会普遍把照顾家庭视为女性的责任，生儿育女变相成为一种“惩罚”，女性的事业发展往往在孩子出生后就开始滞后。

参与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妇女论坛的演讲者主张，无论是在家中或是工作场所，人们都应改变所谓的性别认同规范，同时给予看护者更多的支持，包括考虑让他们享有收入补助。

针对“同工同酬”课题发表看法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潘韵芬指出，比起年长国人，年轻一辈中考获大学文凭的女性其实比男性多。即便女性这些年来取得不错的发展，男女在职场上的表现还是存在巨大差距。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25岁至29岁的大学毕业生中，女性约占56％，男性则占44％。而人力部去年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就算条件相同，经调整后的2018年男女收入中位数，女性仍比男性少6％。

潘韵芬说，近年有些研究把这个现象归咎为女性“生儿育女的惩罚”（child penalty）。

“比较不同国家的经验，第一个小孩出生前，男女的事业发展一般差不多，可孩子出生后就开始发生巨变，女性的事业逐渐落后，即使在孩子出生10年后也无法赶上。”

另一名演讲者，经营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媒体公司Wildtype Media的曾淑评博士也同意，让妇女无法往前迈进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育儿责任。

她认为：“男性也应该肩负部分担子。社会须建构新的观念和规范，男性申请陪产假应被视为是正常的行为。公司已经为父亲提供陪产假，现在要做的是鼓励职员利用这些假期。”

义顺集选区议员、慈善机构Daughters of Tomorrow创办人陈浍敏则建议可逐步延长陪产假，这样可以向国人发出明确的信息，让人们知道照顾孩子不分性别，父亲一样能胜任。

陈浍敏提议设看护者补助 让低收入者有基本收入

绝大多数时候，照料家中老小属于无偿付出，陈浍敏因此也提议政府给予看护者“看护补助”（Carefare），概念类似发放给低薪员工的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她解释，这让全职肩负起看护工作的低收入人士有基本收入，他们从事的兼职工作或是居家生意等则可成为额外的收入来源，让他们拥有一定的生活素质。

在另外一场有关看护者的讨论中，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说，政府了解和感谢看护者的付出，也知道他们需要外界的扶持。政府会为他们提供财务、暂代看护和社区支持等不同层面的帮助，并会不时检讨和加强这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