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报道

邓玮婷　tengwt@sph.com.sg

冠病疫情暴发以来，航空业停滞，樟宜机场社群却依旧在幕后默默耕耘，让新加坡继续与世界接轨，让有需要者继续飞行，必要物资能进出我国。

站在抗疫最前线的机场员工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职，适应着严谨的防疫措施所带来的不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更具传播力的变种毒株使机场出现感染群，机场社群制定新程序加强防御，严防再一次沦陷。

这个最大的活跃感染群是否有望‘脱单’，下来一周是关键期。

樟宜机场感染群在5月22日之后没有再出现有关联的病例，情况若保持，这个本地最大的活跃社区感染群最快将于下周六脱离感染群名单。受访传染病专家认为，樟宜机场要避免再次出现感染群，关键是前线职员须接种冠病疫苗，并确保各风险区员工不能跨区接触。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张毅颖教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新加坡采用的方法是感染群若在28天的两轮病毒潜伏期内没有出现关联病例，就可脱离感染群名单。

他解释，樟宜机场感染群最近一起病例是在22日确诊，之后的28天如果没有新增病例，便可在下周六（19日）脱离感染群名单。

亚太临床微生物学与传染病学学会会长淡马亚教授也同意，通过机场对职员的有效管理，感染群有相当大的机会可在下周脱离名单。

不过他提醒，冠病输入病例在未接种疫苗的群体中引发另一轮感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关键是让所有职员及在风险区工作的员工接种疫苗，这么一来，感染风险将显著降低。

冠病暴发以来，樟宜机场在保持开放的同时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但在5月5日，一名在第三搭客大厦（T3）工作、受雇于Ramky Cleantech Services清洁公司的88岁清洁工确诊感染冠病。他当时与其他病例暂无关联。

三天后，另七起确诊病例被发现与上述患者有关，形成了一个感染群。截至5月16日中午，该感染群扩大至74名患者，卫生部也正式将其命名为樟宜机场感染群。截至昨天，樟宜机场感染群累计108名病患，当中43人在机场工作，其余65人包括机场员工的家属、密切接触者、同屋住户，以及到过机场的访客等。

为阻断病毒传播，星耀樟宜和机场搭客大厦自上月13日起暂时关闭一个月。星耀樟宜将按照原定计划在明天重开，而所有搭客大厦将继续不对外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樟宜机场集团在上个月24日宣布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按传染风险，将原本连通、从搭客大厦一端横跨至另一端的抵境、离境和中转区划分为三个分区；最高风险的第一区员工禁止进入其他区；来自极高风险地区的乘客下机后会被直接送往第二搭客大厦（T2）的专用设施。

樟宜机场集团发言人说，T2安排已启动，但使用专用设施的乘客人数较低。

问及机场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感染群，张毅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安排到最高风险区工作的员工年龄较轻并已接种疫苗，这样即使受感染，出现严重症状的风险也较低。机场员工和清洁工应避免任何跨区交流，以防出现跨区感染。

他指出，若机场员工与受感染旅客接触，樟宜机场采取的额外防疫措施将有助于降低病毒迅速和广泛扩散的风险。

“一直都要假设，在高风险区域工作的机场员工无可避免会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受感染的旅客，他们必须对个人安全和保护措施格外谨慎，以降低感染风险。”

4月航班起降趟次同比增加超过一倍

新加坡民航局发言人说，截至本月4日，98%的前线航空员工已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发言人也提到，对比去年4月的低谷，今年4月的航班起降趟次已增加超过一倍。同月的乘客量约为17万3000人次，虽只达2019年疫情前每月平均的约3％，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已增加了七倍；货运量则为约15万5000公吨，达疫情前每月平均的92％。

截至上个月底，樟宜机场客运航班的目的地为70座城市，货运航班的航点则有73个。

个案①

清洁工主管佩雷拉：

穿防护装打扫比从前累

樟宜机场感染群里最早染病的是几名在第三搭客大厦（T3）工作的清洁工，这让受雇于另一家清洁公司的佩雷拉（Pereira Cliffton Sanjeev，41岁）不免感到担心，值班时不忘提醒自己要更加小心。

佩雷拉是亮星清洁公司（LS 2 Services）的职员，约两年前开始在樟宜机场工作，目前是第一搭客大厦（T1）第二区的清洁主管。

他说，机场落实更严谨的防疫措施前，清洁工每次值班都会擦拭栏杆等经常被触碰的地方至少一次。

现在，清洁频率增加至少一倍。“疫情暴发前，由于不用穿戴个人防护装备（简称PPE），工作起来比较轻松舒服。现在每次都须穿PPE，做起事来比较累。”

佩雷拉坦言，樟宜机场出现感染群后，由于病例主要在T3，而自己是在T1工作，因此没有太害怕，反而是家人替他操心。为让家人放心，他除了向他们解释机场为保护员工采取的措施，还给他们看相关照片和视频。

他也说，作为清洁员工，不论是在哪里打扫清理，关键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如在必要时换手套、经常消毒双手，洗手前也不要触碰脸部等。

过去几个星期，佩雷拉须完成正确穿脱PPE的培训、学习机场出现确诊患者后要如何进行消毒，以及如何在一般清洁或消毒后进行喷雾等。身为主管，他须经常提醒组员谨遵清洁标准作业程序，更密切地检查，确保没有少做任何步骤。

“虽然在机场工作比任何时期都更具挑战，但也给了我机会学习更多，做更好的准备。我也觉得能为新加坡确保机场继续运作是个使命。”

个案②

策安保安机构辅警洪君伟：

看不到的敌人最可怕

一个星期至少做三次冠病检测，从一开始的担心，到期盼每一次的检测结果。

策安保安机构辅警洪君伟（33岁）派驻樟宜机场，负责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保安扫描工作。由于他须要和抵境乘客接触，因此工作范围属于高风险区。他坦言：“担心是人之常情，尤其当敌人是我们看不到的。”

洪君伟说，机场出现感染群后，起初相当意外，因没有料到病毒可以“攻破”所有防御措施。“看到一些机场员工确诊，病例短短几天内就迅速增加，让我意识到疫情是多么真实和严重，尤其当病毒变种成更容易传播的毒株。”

“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任何疏漏都会对身边人带来涟漪效应。”

为确保职员能胜任更高戒备的工作环境，策安规定所有职员须接受线上培训课程和测试，掌握所有安全程序和措施。洪君伟现在每个星期也得接受至少三次冠病检测——两次定期轮流检测和一次快速抗原检测。

“一开始有点担心会痛，因为从来没有试过把东西伸入鼻子深处，但意外的是，感觉比较像瘙痒。”

洪君伟已在3月完成疫苗接种。

他认为，定期受检是件好事，能让自己安心，也让家人朋友放心。

他说，只要尽好本分遵守所有安全措施，即使接待高风险航班，他依旧有信心安全完成任务。　

个案③

移民与关卡局人员依斯干达：

怀念与同事一起用餐说笑的日子

机场通关柜台是最先接触入境旅客的前线之一，移民与关卡局人员依斯干达（Muhammad Iskandar Thani Bin Mohd Bakhtiar，35岁）在得知有同事确诊染病后，也担心自己会染疫或被隔离，对家人造成影响。

依斯干达在移民与关卡局工作已七年，目前调派樟宜机场第三搭客大厦的抵境厅，负责入境旅客的通关程序。

作为组长，他须处理较复杂的情况，并确保职员的福利、士气和人手安排都到位。

他坦言，在获知樟宜机场出现感染群后，曾担心自己须接受隔离。“要是被隔离，我想压力会相当大。这绝非到酒店休息那么简单，而是影响了日常生活和习惯，尤其当你还有家庭要照顾。”

机场感染群病例激增后，公众除了聚焦机场的防疫措施，一些人也指机场员工不够谨慎，导致感染群出现，网上也出现一些令人泄气的留言和反应。但令依斯干达感到鼓舞的是，大部分新加坡人还是很支持机场员工，也明白情况的复杂性。

他现在最想念的是与同事的交流和互动，希望可以早日跟以前一样一起用餐、说笑和分享工作和生活的点滴。

“同事之间的情谊非常重要，能在前线保卫新加坡边境是我们的荣幸和骄傲。虽然明白家人会因自己的工作性质面对风险，但他们叫我不用担心，也表示会一直支持我。”

个案④

新翔客服员吴雪妮：

回家先冲凉才敢抱儿子

每当吴雪妮（28岁）穿着制服搭公共交通，在她身旁的座位总是空着的。

新翔集团客服人员吴雪妮在樟宜机场最高风险区——第一区工作，负责将转机乘客从高风险区护送到等候区，再从该区将他们护送到下一趟航班的登机处。

她的一名同事在护送乘客时就感染了冠病，幸好现在已经康复。

她说，家里有个10个月大的孩子，因此担心自己受感染，也担心将病毒传给家人、朋友，以及同事。

“家人都替我担心，总是提醒我要遵守安全措施。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洗澡，但宝宝总是渴望我一回到家就抱抱他，要是没有立即将他抱起，他就会哭闹。不过，我非常谨慎，确保洗澡换衣后，才抱儿子。”

吴雪妮回家时也得带回一套干净的个人防护装备、面罩和手套，以便隔天工作使用，进入中转区前，就得把这些装备穿戴好。由于得接待世界各地乘客，每完成一趟航班，就得换一套新的安全装备。

她提到，防护服虽薄，但穿在制服外还是很闷热。同事之间也不能一起休息，都得隔开坐。要是接待的航班没有确诊病例，每两个星期须接受一次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我已习惯做拭子检测，但有一次检测后，头疼了一整天”。

她坦言：“虽然公众没有公开表露，但当他们知道我是机场员工时，会不想靠近我。例如，每当我穿着制服搭公交，一旁的座位总是空着。”

“我也担心把病毒带回家，但知道只要遵守安全程序，就能减低风险。总得有人做这份工，确保新加坡人能飞回家，必要食品和医疗资源能进口到我国。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个案⑤

dnata行李服务高级主管古玛：

如今少了担忧多了信心

机场加强防疫措施，让负责行李运作的古玛（Raj Kumar Rai，60岁）工作时，少了担忧，多了信心。

地勤服务公司dnata行李服务高级主管古玛，日常工作是确保乘客行李能安全有效地从一个地点运送到另一个地点，同时达到航空公司的服务标准，并遵守樟宜机场集团和有关当局定下的条规。

他说，疫情暴发初期，由于对病毒认识不深，很多事情充满不确定性。如今，有关病毒的资料多了，加上当局的指导、进行轮流定期检测、安全管理措施，而且他已在2月21日完成冠病疫苗接种，工作起来也更有保障。

过去几个星期，古玛参加了课程学习如何妥当地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也阅读了多篇公司管理层、樟宜机场和政府部门发出的冠病相关内容。

过去他每28天会做一次轮流定期检测，现在每14天就会接受检测，工作范围也和执行比较高风险任务的同事分开。

古玛提到，有了更多安全管理措施，工作流程难免会慢一些，但影响不大，毕竟这些措施对保护职员和机场群体至关重要。

“现在工作时，已没有过去那么害怕，也比较有信心。”

个案⑥

新翔货物协调员哈纳彼亚：

担心机场关闭饭碗不保

防疫措施收紧，让新翔集团货物协调员哈纳彼亚（Hanapiah Bin Jantan，56岁）工作起来有些不便，但相比之下，他更担心的是机场关闭，或保不住饭碗。

哈纳彼亚加入新翔集团已有34年，是负责德国汉莎航空数据输入和文件处理的主要成员之一。疫情前，新加坡每天都有飞往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的航班，但疫情暴发后，汉莎航空航班减少，他则接受在职培训，学习其他航空公司的负荷控制及舱单运作。

他说，相对机场搭客大厦，由于航空货运大厦不接待乘客，因此没有分区安排，但也采取了更严谨的安全措施。例如，负荷控制及舱单团队分成两组，须在不同办公室上班；处理货物或和跨境卡车有接触的同事都得戴手套和面罩。

“以往，我们都同在一个办公室，协调起来比较方便。现在分开了，我的伙伴在二楼，我在一楼，须和柜台职员共享空间又要保持安全距离。处理航班运作事项时，由于较难和伙伴沟通，增添了一些不便。”

他坦言，现在最担心的是失去工作，因自己已56岁，要在这个年龄另找工作会是件难事。

“我也经历过沙斯等危机，我知道只要做好妥善保护，我们都会安全。”

个案⑦

酷航地勤运作副经理艾萨克：

怕带病毒要求和家人分房睡　

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边境管控不时随疫情而调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入境要求也会改变，要是乘客没有符合要求，将不允许登机。

酷航地勤运作副经理艾萨克（David Isaac，55岁）就碰过这样的情况。

他忆述，有一回，一名乘客获悉没有符合最新的旅游要求而无法登机后，当场情绪崩溃。他一边安抚她，一边帮忙她安排预订下一趟班机，让她有足够时间获取所需的飞行文件。

加入酷航约八年的艾萨克负责酷航的地勤和机场运作，包括登机、转机和抵境程序，及处理乘客事宜等。樟宜机场上个月加强防疫措施前，他经常得到第一和第三搭客大厦候机区巡逻。

在新的分区安排下，他允许进入风险最高的第一区（涵盖通往登机门廊道、抵境边检和行李领取处的地点），但不能久留，也不能与抵境和转机乘客有任何接触。他目前主要在T1的运作控制中心工作，除非有重大的飞机延误或棘手情况，否则会避免进入第一区。

艾萨克说，新的分区安排除了影响机场员工，也影响乘客，尤其对新措施不熟悉或不知情的转机乘客。

如此一来，地勤人员须确保乘客清楚转机过程、遵守措施，及留在指定候机区直到登机时间。

自疫情暴发以来，他下班后，就会立即乘搭德士回家洗澡，减少与大众的交流。由于担心自己可能是无症状患者，为求心安，他都和家人分房睡，也会一直注意自己的体温。

“我很感激家人理解我的工作，妻子也会在我值勤前帮我准备食物，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

个案⑧

民航局职员杨秀琴：

德士司机一声感谢让我差点掉泪

某天清晨约5时，新加坡民航局职员杨秀琴（43岁）到机场上班下德士时，德士司机的一句感谢，让她感动得几乎落泪。

她说，过去几个星期，曾碰到一些德士和私召车司机拒载，但这名德士司机却感谢她在机场工作。

这些日子以来，她自己也非常感谢机场员工，尤其是清洁工的努力和贡献，确保机场继续安全营运。

杨秀琴是民航局机场服务条规与营运容量经理，负责机场的乘客脉动，及确保安全管理措施都到位。她也须确保转机乘客从中转等候区被妥善地护送到飞机上，过程中与其他乘客分隔开来，并遵守安全距离和戴口罩等措施。

她坦言，机场出现感染群后，她起初很担心家中的年幼小孩，因自己是在机场有风险的地方工作。“前线职员的士气被影响，有些也担心家庭和个人安危。但防疫措施加强后，包括须接受个人防护装备训练，我想职员都比较放心，因为个人安全和健康都有了保障。”

杨秀琴之前工作时只戴手术口罩和防护眼罩，现在都得戴N95口罩、防护眼罩、防护袍和手套。

“我不敢肯定最坏的情况是否已过去，我当然希望是如此。我想多数机场员工现在都更加警惕，对工作伙伴也多了份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