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0”目标，是我国到了2030年本土产农产品能满足国人三成的营养需求；而提高水产养殖业生产力是重要一环。今年6月，人力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带领由业界、学术界和保育组织等组成的考察团抵达澳洲，除了了解当地监管与研究工作，也一探兼顾商业和环保的发展方案。
在南部岛屿海域设立渔场前，我国必须对环境影响进行更多评估工作，与科研界和保育组织等协作，了解水产养殖对周围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人力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受访时指出，本地渔场一向集中在北部，北部柔佛海峡与南部水域情况不同，在南部增加水产养殖空间，必须有更多的环境影响评估研究。
因担心建设渔场可能影响水质、危害附近的珊瑚礁及濒危物种，新加坡食品局日前透露将延迟在沙都姆岛（Pulau Satumu ）和炯岛（Pulau Jong）水域设渔场的计划。至于毛广岛（Pulau Bukom），由于附近水域活珊瑚覆盖率较低，在那里设渔场不会影响南部水域生物的多样性，食品局预计年底展开投标计划。毛广岛的渔场只限以封闭式鱼罐水产养殖技术经营。
不论是采用哪一种养殖技术，渔场业者须确保可持续经营，兼顾环境保护。政府将在业者转型的过渡期提供所需的支援。许宝琨指出，一些传统渔场可能没有接班计划，业者已到即将退休的年龄。“无论他们的决定是什么，要继续经营的业者，我们会通过培训或资助业者采纳科技等方式，支持他们继续发展。那些选择离场的，我们会尽力协助，确保过程顺畅，不会有太大困难。”
他也说，林厝港将发展成高科技农业食品区的计划在进行公众咨询，可探讨如何通过岸上的共用设施惠及渔场业者。
西澳大利亚初级产业和地区发展部水产养殖部经理史蒂夫受访时说，培植鱼苗的阶段所须投入的成本不小，政府在这方面可提供资助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帮助小型业者。澳洲渔业者大多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才能确保渔产业务的成功。
当地业者清楚必须遵守的条规，当局也相应地调整对小型业者的要求。他说：“因为这些渔场规模小，对环境影响的风险相对小，我们也会相应调整，确保在申报要求与条例方面不会对业者带来过重的负担。”
南澳的水产养殖区政策则制定可进行水产养殖的范围、养殖系统、可养殖的水产类、生物量等指标。
保育组织：我国应有水质监测等共享信息
随行考察的本地海洋保育组织Our Singapore Reefs创办人之一卓泰仲指出，新加坡海域和澳洲很不同，空间有限，关乎不同利益相关者。红树林、珊瑚礁等栖息地的生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在规划海域用途时得考虑对生态的影响。保育组织关注渔场的废料处理及养分物质对水质的影响，因为这可能危害南部海域敏感的生态环境。
卓泰仲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海洋生物学家。他建议，渔场附近可设置监测工具如浮标，以定期收集水质信息，并及早探测浮游藻类大量繁殖的情况。
本地较缺乏水质监测的公开信息，他期待有更开放的共享信息，像澳洲的“综合海洋观测系统”，可让研究员、渔业者、保育组织等使用数据。
卓泰仲认为，本地接下来可探讨的研究包括贝类和海藻对减碳的可能性、水产养殖的新物类等。这趟澳洲之行也让他看到当地政府、研究人员和渔业者多方的紧密协作，为气候变化等挑战寻求解决方案。
“这次能与本地渔业、科研界等不同代表参与考察，我觉得促进了我们之间的了解，包括接触不同观点与考量，以及借助彼此的专长解答或有的疑问。这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平衡且有效的建议，供政府考虑。”
【个案一】深海鱼笼养殖 保质保量保水域
海产业者Clean Seas在南澳林肯港外水域，以深海鱼笼养殖黄尾鰤鱼（Yellowtail Kingfish），是澳洲最大的黄尾鰤鱼供应商，兼顾环境保育的同时，每年生产约3500公吨的鱼。
公司在陆地有另外的研究与鱼苗孵化设施，把鱼养殖在水域的鱼笼，待长至四五公斤后收成渔获。因斯潘塞湾（即印度洋三角湾）的地理优势，鱼笼所在的海域水温适合养殖黄尾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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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Seas总裁罗伯特指出，公司不靠另外捕捉野生鱼来辅助养殖工作。此外，公司讲究鱼饲料的使用，避免过量的喂食，减少杂质污染海洋。采用液态氮技术来迅速为渔产冷冻以长时间保鲜，也使渔产可通过海运运输，相较于空运，可减少碳足迹。
罗伯特受访时说：“公司20年前成立时就把环境可持续性视为核心价值观，因为我们意识到消费者将日益关注消费行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我们定期监测水域环境，也适时暂停一些鱼笼的养殖作业。我们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开发适合且亲生态的鱼饲料、研究海藻种植等。研究主要由公司出资，有时也利用政府基金。”
公司也与亲生态方案开发企业CH4合作，通过养殖一类红藻（Asparagopsis），研究为水产养殖环境减氮。红藻的成分用来制成牛羊等畜牧的饲料，据说有助减少畜牧排放的甲烷。
红藻养殖也是澳洲近来关注的研究课题。一些学府如弗林德斯大学，正同业界合作展开海带和海藻培植的相关研究。
【个案二】循环水控制环境 维持鱼低死亡率
来自台湾的李木才（63岁）20多年前移居阿德莱创办李家游水海鲜市场（Mark Lee Fish Farm），以循环水养殖系统的方式经营渔场，在可受控的环境下养殖澳洲肺鱼，使鱼只死亡率保持在约10％的水平。
考虑到水产养殖所制造的废料，尤其是鱼儿排泄物，渔场后来也联系南澳研究与发展机构（SARDI），研究把这类生物污泥处理成适合农业使用的肥料。
与父亲经营渔场生意的李政宏（36岁）受访时说，渔场关注环保作业，要尽可能减少废料。当初选择经营陆地渔场也是考虑到养殖环境比较受控，渔池也能维持在最佳水温。“我们确保员工有正确的工作程序，也通过自动化程序，控制喂食鱼的最佳次数与分量，减少浪费并优化产量。”
渔场也支持水产业的人力栽培，为阿德莱德大学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学生参与各方面的养殖工作如水质监测等。
本地业者借科技 减少渔场碳足迹
渔夫渔场（The Fish Farmer）总裁王典宝在2007年开启水产养殖的事业，在樟宜和林厝港经营海上渔场。工程师出身的王典宝利用科技检测鱼池的氧量，以及气泵等来确保水中的氧量，并以太阳能驱动仪器，减少碳足迹。
他到澳洲考察后，想研究是否能种植适合的海带类植物，作为“净化”水质的措施。他也期待本地开发更多有效且亲环境的鱼饲料。“政府在研究与监测技术方面可以给予协助，尤其是小型业者。政府的鱼苗孵化场也可为渔场培育较大的鱼种；这类设施应靠近渔场。”
Barramundi集团除了在我国南部海域经营深海养殖场，在澳洲和文莱也有渔场。集团总裁关国荣受访时说，使用鱼笼的深海养殖方式须注意的一点是，过量养分对海洋的影响，所以集团在决定渔场地点前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找适合水深和水流的地点，经营期间也定期检测沉淀物质。
相较于澳洲，本地水产养殖业处在初期的发展阶段，水域范围更小。他认为，当局须有相应的政策和基础设施来鼓励业者进军这个领域。当局的资助将起到帮助作用，特别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在本地经营封闭式浮动渔场的Singapore Aquaculture Technologies（简称SAT）采用循环水养殖系统，利用过滤系统为海水杀菌后，把干净的水输送到养殖箱。渔场也利用科技和感应器等监督鱼的体重与活动量等信息，避免过度喂食，以及防范疾病。封闭的受控环境让渔场能更好地降低废料。
鲜农总会：习惯旧养殖法 本地业者作业转型有挑战
SAT联合负责人麦克认为，这趟考察之旅凸显业者与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自然组织相互协作，保持透明沟通的重要性，以实现有效的养殖方案。该集团也在探讨把能源连接到中央电源网，善用渔场太阳能板收集的能源，实现碳中和。
新加坡鲜农总会首席执行官张国健认为，不少业者经营渔场多年，以一贯的方式养殖水产，目前的挑战在于鼓励他们转型。我国有亲商环境，如果能在水产养殖研究、鱼苗孵化、渔获处理设施等方面建立好的生态系统，应该可吸引海外业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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