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期 法庭分散四处
新加坡殖民地时期的法庭兴建于1880至1920年代，多数设备简单，而且分散四处，以致效率不高。
以桥南路的“刑事地方法庭和推事庭”来说，这两栋单层建筑物通风差、屋顶低，被称“牛棚”。
1973年至1975年出任推事的退休国家法院法官邱恩赐回忆说，大太阳的日子，庭室酷热难耐，有时为了审讯得以继续，还特别允许律师脱掉外套。
“下雨天，庭室气温低了，但雨水打在锌板屋顶时，雨声噼里啪啦响，几乎听不到各造的声音。”
1900年代，民事地方法庭设在旧国会大厦，1930年代，再搬到皇后坊。
1973年建“八角形”大厦 所有法庭集中同一屋檐下
当年的交通庭和验尸庭都设在欧南路，第7和第8推事庭设在新桥路，就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的对面 。
1970年，时任财政部长吴庆瑞发表财政预算演讲时说，当时的大法官黄宗仁告诉他 ，一些法庭建筑物不仅破旧而且不安全。
吴庆瑞宣布兴建新的法院大厦，就是后来合乐广场的“八角形”初级法庭。
1973年，建筑工程展开。耗资1800万元兴建的新大厦，1975年9月15日启用，有26个庭室。
大法官梅达顺在纪念刊中说，将所有法庭集中在同一栋大厦不仅务实，也显示我国认可法庭是为人民而存在，确保人们能更方便地利用法庭，让正义更易得到伸张。
1986年，初庭添加六个民事和八个刑事的庭室，以应付日益增加的案件；1992年推出主审交通和条例违规案的夜间法庭，方便上班族。
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与运作，初庭决定征用大厦前的停车场，盖新的法院大厦，2011年广邀建筑公司参加大厦设计比赛。
2014年5月，国家法院新大厦举行动土仪式，2019年1月盖顶，同年12月16日启用。
35层楼的新大厦，耗资4亿5000万元兴建，有53个庭室和54个内庭，设计透明、开放与亲民，与八角形旧法院风格截然不同。
初庭改名国家法院不再“初级”
为了提升初庭的地位和整体司法素质和效率，2014年1月国会三读通过初级法庭（修正）法案，把初庭更名为“国家法院”（State Courts），首席地方法官（Chief District Judge）改称“国家法院首席法官”（Presiding Judge）。
梅达顺说，更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一个关键的原因是“subordinate”这个字不太合适。
“在日常用语中，subordinate表示逊色或不重要，但这与国家法院真正在新加坡司法行政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搭。”
他指出，多数案件是在国家法院处理，“让它冠以‘初级法庭’的名称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会误认，处理市民日常司法需求的主要法庭似乎是较为逊色或不太重要的。重新命名为国家法院，就确实体现这些法庭的核心作用……人们在那里解决纠纷。”
梯级多 “九层糕”成超棒健身场地
国家法院前首席法官施奇恩说，初庭大厦被一些人昵称为“八角形”（Octagon），但结构层层叠叠的，也被人称为“千层糕”（kueh lapis）。
笔者曾驻守初庭采访法庭新闻数年，倒觉得用“九层糕”（lapis sagu）形容有九层楼的初庭大厦更贴切。
梯级多，电梯少的九层糕，可是超棒的健身场地，有一名《海峡时报》前女记者就靠上下梯级，成功瘦了一大圈。
初庭大厦只有六部电梯，各两部给公众、法官及犯人使用，确保三方的路径不会交叉。
其中四部在建筑物的四大支柱，公众电梯在一、三、五、七、九楼层停留，双数楼层则是法官专用电梯。狱警则用另两部押送被告。
有一名叫山尼的电梯员，服务了数十年。看到法庭记者，不必等人开口，就直接按楼层，因为他知道记者有兴趣的大案在哪个庭室。两电梯员退休后，初庭就不再聘用。
电梯速度超慢，而且常载满人，一趟载不完是常有的事。
采访大案时，有时要追着访问被告或家属，等不及电梯的记者，就选择跑楼梯。如今想来，还感觉气喘吁吁。
“八角形”法院记录一幕幕人生故事
1. 囚犯上演“大逃亡”
44年里，“八角形”法院见证很多“戏目”，包括越狱、悲情、爱情剧等。
2008年6月，两名抢劫伤人案的被告，还押初庭（国家法院前身）大厦底层拘留室时，其中一人贾玛鲁汀向萨曼提议一起逃跑。前者借口讨水喝，特警打开牢栅，遭两人攻击。
两人逃到一楼大厅时，萨曼被逮着，贾玛鲁汀乘乱逃出初庭大厦，但在附近富丽华市中心酒店外被捉。两人因此加控袭警和逃脱罪，受到严惩。
此事引发热议，警方事后说，看守拘留室的警卫未按程序办事，导致事件发生。
2. 法官审案中途不适猝死
已故退休初庭高级地方法官马格纳斯法官（Richard Magnus）生前接受访问时，清楚记得某法官辞世的画面。
“那法官在第13庭审案时突感不适，宣布案件展期后退回内庭。随后，法庭职员打电话来说，我无法‘移动’法官。我赶到时，他已经走了，来不及做心肺复苏术了。”
另一次，马格纳斯发现另一位法官昏倒在内庭。
“见他口吐白沫，桌上有一罐打开但还没喝的可乐，我就觉察到不对劲。”
马格纳斯即刻打电话给法官夫人，才知她丈夫患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事发时严重低血糖，来不及喝下可让血糖迅速回升的可乐。
他马上为法官进行心肺复苏，幸好法官恢复意识， 过后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3. 法院扮演红娘撮良缘
因工作需要，职员常熬夜完成任务，国家法院自然成为浪漫爱情绽放的沃土。
看到同事在职场擦出爱的火花，成为马格纳斯任职期间最美好的回忆，“我的法官们与同事结婚了，因为深夜了我们在工作”，他打趣道。
体谅职员须经常长时间工作，马格纳斯于是安排每隔三个月的一个下午，让每人带着孩子和家人到法庭看看。
“这是非常愉快的活动。我们喝茶、吃蛋糕，（访客）去参观法院，员工的孩子和父母就会知道，他们的父母亲或孩子，为何总是很晚才回家。”
第26庭——国家法院“巴刹法庭”
无论罪行大小，多数被告都到26庭面控，所以40个庭室中，第26庭算是法院的心脏。26庭的大门总是开开关关不停歇，给法官、主控官和律师戏称为“巴刹法庭”（market court）。
1975年9月15日，“八角形”国家法院启用首日，第26庭首个被控的是18岁青少年。他承认在市区购物商场偷一条牛仔裤，被时任高级推事简廷照（前退休高级法官）判罚款300元兼坐牢一天。
因为有规定要被告在早上9时出庭面控或等候案件过堂，各案被告担心叫名字时没听到，被法庭视为缺席而发拘捕令，26庭的早上总是人山人海。
罪犯也有名字 不再统称“被告”
2008年，时任首席地方法官陈祥泰推出交错报到时间表，让各被告按不同时段出庭，大大改善拥挤情况。
“惩罚违法者是种责任，但可以做到更人道。”
多年来，涉嫌抵触刑事罪者，在国家法院统称为“被告”，但陈祥泰法官相信，每个人都该享有名字作称呼—即使是罪犯。
陈祥泰施行这项改变时，他记得当法庭通译员以名字称呼一名被告时，这名被告充满感激之情。
“作为一个惯犯，他知道过去被当作无名小卒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必须改变这种文化，并让人们也也这么做。不管你信不信，对被告来说，这样的小小举动有重大的意义。
“法庭是个带着同情心，给所有出庭者公平执法的地方。你必须跟各造保有眼神接触，这是最基本的。”
陈祥泰举例说，法官下判前，必须看着当事人，用白话解释即将判处的刑罚，“案子无论大小都理当获得应有的重视”。
法院前线与行政人员分享难忘经历
2013年设立的社区司法中心（CJC：Community Justice Centre）提供法律和社会援助给有需者，包括派义工陪伴无律师代表的诉讼人。
中心执行主任李炳耀说，很多时候，人们找上门时，已身无分文了。
他记得一个单亲妈妈，因为急须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和祖母的葬礼费，结果失信3万元。
中心迅速委派义务律师给她，在她坐牢时预先给她找了份工作，还为她的两个女儿提供经济援助。
“最棒的是，她出狱后态度积极，最终回复正常生活。
“在法庭上，总会有赢家和输家，你无法取悦每个人，只能放下继续前行。但最重要的是，所有人—律师、法官和提供行政和社会服务者——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力编制坚固有力的结构来支持司法系统。”
身为执达吏（bailiff），国家法院刑事司法署助理署长莫哈末哈达拉萨获法院授权，到欠债人家中扣押可清还债务的物品。债务在期限内如未清偿，扣押物将被拍卖来付债。
为了准备好扣押物，他会提前几天到债务人的家，列出物品单据，包括家具和电器。一旦确定扣押物，就贴上有国家法院印戳的封条。
虽有庭令在手，但债务人不在，必须破门而入的那种感觉，还是让他心跳加速。
“风险很大。如果你入屋了，主人回来了，那怎么办？在担任执达吏的29年里，我庆幸从未在破门进入民宅时遇上债务人。
“这样的前线工作使肾上腺素激增，但也让我看透人生，对事物有不同见解，所以可以呆在这岗位这么久。
“我碰到很多不同遭遇的人，一些人落到这般田地是自己的选择，一些是环境所逼。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看过。”
1990年代初，一失魂落魄的美国游客找上小额索赔法庭前助理主簿官蔡国安，说他被电子商店骗了，买下有缺陷的录影机，要求退款却被拒。
游客提出投诉后，蔡国安火速为他伸张正义，短短几个小时游客就获全额赔偿。游客赞赏不已，通知了纽约报纸，蔡国安成了新闻人物。
“我们非常高兴，这件事鞭策我们更加努力，这也是我待在小额索偿庭这么久的原因。”
法庭“说书人”回忆难忘案件
《海峡时报》前退休法庭记者张巧煇（Elena Chong）有近47年采访经验。
她天天在法庭，用笔记录最令人发指、最离奇的案件，从谋杀、非礼，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包括一男子被控拍打尸体。
“一名男法官会斥责穿着过于随便的被告，如果被告穿短裤和拖鞋出庭，他更严厉看待，甚至把案件暂搁，直到被告换上适当的衣服才继续审理。
“这份工作最美好的部分，是每天不知何事会发生，没有一天是重复的。
“2012年涉及51名男子和一名未成年女陪游的网上召雏妓案，最让我难忘。被告人数众多，我得不停跟进个别审讯日期。
“要拍他们的照片，也绝非易事。一些试图用戴帽子、戴口罩来掩盖身份，有的甚至用伞护脸。
“我与驻守国家法院的摄影同事密切合作，把这些被告的档案全记录下来，过程非常艰苦，但是当新闻见报，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时，这绝对是值得骄傲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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