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10亿元洗黑钱案引起许多公众对洗黑钱的关注。一些人质疑为何新加坡会发生这么巨额的洗黑钱案，是否意味管控系统出了问题，或它其实凸显了新加坡的反洗钱监管系统是有效的？犯罪分子到底如何洗黑钱？反洗钱系统又是如何运作？新加坡如何防止这种活动，保护我国的声誉？
《联合早报》采访数名专家，包括律师、大学法律教授，以及从事财务取证的法务会计师，请他们讲解什么是洗黑钱、犯罪分子有什么特征、如何将资金带入我国，以及洗钱者为何会大量买房和名贵奢侈品。
洗钱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需要隐藏资金或让资金变得合法化，洗钱的问题就会出现。而作为国际主要金融中心，新加坡也面对这一挑战，即便新加坡有一套完善的反洗钱规章制度。
新加坡对从事洗钱活动的惩罚非常严厉，但由于利润丰厚诱人，因此就算风险再大，还是不乏冒险一博的非法之徒。为了打击洗钱活动，金融机构都设立一个部门负责 “了解你的客户 ” (know your customer，简称KYC) 和反洗钱工作。反洗钱的条例和法规不仅限于金融机构，对房地产经纪人、赌场经营者、保险公司、贵金属交易商、金融公司、财务顾问和律师也有相关要求，需要检查资金来源。
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说，新加坡的监管框架在反洗钱的规则和法规方面与许多主要司法管辖区相媲美。金融管理局对反洗钱的看法和立场很清晰，但仍有改进的空间。陈庆文引述2019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在一份报告中对新加坡的审查所述，新加坡主管部门对其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有合理的了解，并正在采取措施来减少这些风险。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差异，非金融机构对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的理解显得不够成熟。
各大金融机构或大型企业在反洗钱方面，有合规或外包律师团队的支持，都可能出现百密一疏的情况，更何况是缺乏资源或知识的中小企业和一般人。有哪些警告信号，可以提醒企业或个人不要被这类洗黑钱的犯罪团伙利用？
法务会计师（forensic accountant）尹耀辉说，洗黑钱的过程可简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术语叫做处置，就是把钱带进来，投到他们的生意里。第二阶段叫做离析，就是用层层叠加法，让资金的流向难以查明。第三阶段称为融合，把“肮脏”资金与干净资金混为一体，再重新投入其他生意里，周而复始地继续新一轮洗钱程序，同时也投资买房、买车、买各种奢侈品。
洗钱者喜欢把钱投入国际贸易、科技、投资等公司，因为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进行这类商务活动，金额也可以很大，因此“干净”的、“肮脏”的钱交织一起也不容易看出来。
尹耀辉说：“一般他们所从事的商务活动的交易金额可以在一个价格区间，没有很明确的价格，他们就能够达成他们资金流动的目的。”
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开一家公司，例如餐馆，投入来历不明的钱和干净的钱，再把公司的收入报得高一点。这类公司特别希望可以把税报得高一点，更理直气壮地拿着这些已经“清洗”过的钱再去投资其他生意，或是买豪车豪宅。
洗钱行为还有其他常见的迹象或警惕信号。例如在交易时，愿意支付比市场价更高的服务费用，或者要求使用别人的银行账号进行交易。又例如，对方如果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要求交易金额为整数，就是其中一个可疑信号。希望有整数的交易，可能是因为对方要快速方便地转移资金，而背后没有实质的货品和服务，尤其是在一个征收8%消费税的国家，如果是实质的交易，就不太可能出现整数的情况。
尹耀辉也列出十个警惕信号（见图表），如果在交易时同时碰到其中几项就代表交易有猫腻，须提高警惕。
新加坡为什么会吸引洗钱的犯罪集团？反讽的是，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大的法治和国际化，正是它吸引洗钱者来此洗钱的原因。首先，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各国的资金流动比较便利；银行很多，不同的外汇也容易兑换。
由于新加坡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因此非法资金即便进入，也不会引起太多质疑。这个良好的声誉也正是新加坡绝不能放松警惕的重要原因。陈庆文说：“如果非法资金在我们的系统中不断增长，非法活动也会随之增加，‘劣钱’将把‘好钱’给驱走。”
法务会计师：追查金钱流向的CSI
“我们的工作类似犯罪现场鉴证科（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CSI），但我们与资金账目打交道，跟随金钱的流向(Follow the Money)。法务会计师的职责包括会计、审计和调查，最终分析适合用于法庭的信息，成为纠纷案件中的专家证人。”
延伸阅读
尹耀辉在1989年至1995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监察长的办公室担任区域审计员。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承担了美国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例如灾后重建等），而尹耀辉的工作就是审计，确保发放到贫困国家的援助金没有被滥用。他负责与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有关的项目和财务审计，实地前往阿富汗边境、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东南亚等国审计援助金。这是一份高危工作，所到之处满是战乱、暴动和贫困。在怀疑当地机构有欺诈行为时，他也会与调查部携手合作，追踪援助金。这段独特的工作经验，让尹耀辉了解到在不同地区如何跟踪资金流。
从1990年代末起，律师朋友向他请教案件财务上的问题，从讨论案件开始，慢慢步入法务会计这行。12年前，他成立了Strix Strategies法务会计公司，负责商业与家庭纠纷。
法务会计师通常在欺诈、保险纠纷、商业纠纷、家庭离婚纠纷案上，帮助控方或辩方估算商业估值。法务会计的专长在于量化经济——这是指计算在财务上对个人或财产造成的损害的金额价值。
法务会计师擅长量化纠纷中所涉及的金额估值。通过数据的采集、准备、分析和最终拟出报告。具体而言，法务会计师执行有关审阅商业记录，分析历史报表，寻找商业违规行为，审查日账，分析趋势，跟踪资金的流向，采访相关人士，分析电子数据并进行全面的局势分析。
他说：“未加入这行之前，我认为财务取证案件不多，而且多被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垄断。现在情况与过去不一样了。”
首先是随着现代人越来越富裕，离婚案件所涉及的双方共同资产就变得越来越高，但凡有一两栋有地房产，每栋有地房子的价值就在五六百万元以上，如果再加上在一些公司里持有的股份、投在初创企业的资金、购买的股票、银行里的现金、拥有的数字资产、海外的投资、保险和理财项目等不同的资产，一个离婚案涉及的财产超过1000万元已经是很常见。尹耀辉说，他目前处理的纠纷案，四分之三左右都是离婚案件，大部分的资产介于2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
法务会计师通常拥有认证法务会计师(CFA) 、特许会计师(CA)、注册会计师(CPA)、注册管理会计师(CMA) 、注册舞弊审查员(CFE) 、注册价值分析师 (CVA)、认证财务取证师(CFF) 、调查和法务会计(IFA)当中的至少一项专业认证。
离婚藏资产 掩饰真相原理与洗钱案相似
洗钱和离婚似乎是毫不相干的话题，但有趣的是，隐藏或掩饰真相的技巧经常被用于婚姻案件中。对于尹耀辉来说，处理商业案件和离婚案件的相似之处超乎想象，就是紧跟金钱的流向。
一对夫妻要分居和离婚，往往得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协商过程。在谈判财务和解方案时就要借助专业知识来解决婚姻纠纷财务层面的问题，例如量化赡养需求、资产识别、查证和追踪及就财产分配方案的估值等。
尹耀辉解释，在一个离婚诉讼案中，怎么界定双方获得多少资产：“首先，必须先确定婚姻资产有哪些，以及这些资产的估值多少。然后看双方对婚姻做出的贡献，以确定两人应获得的百分比。” 而法务会计师就是以他专业的判断，协助其中一方估算出这些资产的价值。一般而言，房子的估价、现金等比较容易量化，较有争议的多是公司股份价值和数字资产等，因为不同的计算方式会直接影响最终算出的结果。
他曾在一起离婚案，担任妻子方的估价师。离婚夫妻的主要财产争议围绕在丈夫一家公司的估值。对方估价师称丈夫的股份仅值约10万元，但这个数字被法官驳回，因为10万元比公司在清算的情况下，丈夫所能得到的金额还低。后来，对方把估值修改为约36万元。尹耀辉则根据不同的证据和估算方式，把丈夫的股份估价定为约82万元。
最终，上诉法官裁定为约75万元。因为这样，两人的共同财产增加了数十万，妻子最终获得的比例也增加了。这个案子对尹耀辉很有意义，因为在他的努力下，这名失婚、带着五岁孩子的妇女争取到了额外数十万元的婚姻资产；她才因而有能力买下一间组屋，和孩子有个落脚安家的地方。
尹耀辉认为，离婚都有导火线，只要按着时间脉络去仔细查，就可以从不同的资料上找到线索，例如第一次发生争执后、有小三被发现后的那段时间的各种账目。“其实，无论什么纠纷，都离不开人性，有了想离婚的导火线之后，一般人就会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会开始计划怎么把钱藏起来。”
有个案子，打了六年官司，从原本估值约900万元的共同财产，最后以1700万元落幕。另一对夫妻，原本丈夫申报的是1000万元，历经四年的来回后，最终裁定为4000万，相差了四倍。
结语
无论是洗钱勾当、商业或是离婚纠纷中，人们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尹耀辉说：“归根结底，不外乎贪婪和无知。在离婚案中，还可能包含仇恨、报复与不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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