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敏岛近海有一座木屋，是本地仅剩的四个持照奎笼之一。登上奎笼，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腥味，听不见城市的喧哗，只有脚下木板发出的吱吱声，以及海浪的拍打声。
2004年，前公务员黄吉生和黄梅莲以约6万元买下约5000平方米海域的使用权，目前仅有一半的空间发展成奎笼和渔场。奎笼用于捕捉野生鱼类，渔场则养殖鲈鱼和红鲷鱼等。
夫妻俩至今已投资逾200万元。由于采用传统的运营模式，每年只生产少过10公吨的鱼获，营运赤字年年加大。
通过科技转型来提升产量是大势所趋，但两人已年过七十，话语间，些许透露出力不从心，并且对科技有所质疑，尤其不愿意看到奎笼就此被科技淘汰，希望当局能从历史与文化遗产角度，保留仅存的几个奎笼，向后代国人展示。
退休公务员夫妻约20年前在乌敏岛近海接手奎笼和渔场，每年生产少过10公吨的鱼，不足以赚回200多万元的投资。我国如今提倡用高科技养鱼，以推动自产自足的目标，夫妻不甘心传统奎笼被科技淘汰，呼吁当局保留这个传统文化遗产。
奎笼是马来语“Kelong”的译音，指用于捕鱼的海上木屋。这些建筑大多以木杆支撑，四边形的木框底下藏着捕鱼的大网，夜晚时分，木框中央悬吊灯光照明引来鱼群，沿着木桩争先游入网里。
大概从1960年开始，城市发展和填海工程影响奎笼的捕捞，导致奎笼渐失经济效益。我国于1965年停发新的奎笼执照，渐渐的，经营奎笼成为夕阳行业，并即将走入历史。
经营奎笼不易，但黄吉生（75岁）和黄梅莲（76岁）2004年毅然以约6万元买下约5000平方米海域的使用权，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但目前，仅有一半的空间用作成奎笼和渔场，另一半空置着。
这之前，两人的事业和养鱼捕鱼完全沾不上边。黄吉生退休前是国内税务局的副局长，黄梅莲则在教育部任职约30年，包括出任国家初级学院院长。
这对夫妻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买下奎笼和渔场是希望退休后能保持活跃，因为多活动对健康有益。
从政府部门转行经营奎笼和渔场，黄吉生说：“20年前还有不少奎笼业者，不懂得经营就找行内人偷师，当年奎笼可捕获鲱科鱼（tamban）、甘望鱼（kembong）、色拉鱼（selar）等大大小小的鱼，让人兴奋。”
然而，奎笼的昔日光辉已不再，捕获量与当年相比，已减少约八成。黄吉生说：“渔场纵然能培育鲈鱼和红鲷鱼等，但马来西亚等地的生产效益更高，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使生存极具挑战。”
黄梅莲指出，奎笼建在海上，木材被海水和生物侵蚀，为避免奎笼坍塌，每年都得进行检查与重修，而用于修建的木杆，价格逐年飙涨，每支大约50英尺长的木杆在2004年是50元，现今则要大约700元。
维护成本逐年上涨 捕获量下跌使营运亏本
“维护奎笼和渔场的成本上涨，奎笼捕获量却下跌，渔场的生产缺乏竞争力，使整体营运亏本。”
政府为实现在2030年可持续生产满足国人30%营养需求的农产品，倡导利用科技生产粮食。但对传统小型奎笼和渔场业者而言，科技转型相对困难。
黄梅莲认为：“奎笼是我国发展中的重要文化遗产，但政府给予的辅助不尽理想。政府应考虑保留所剩不多的奎笼，将它们打造成展示品，让学生和公众亲自登门了解传统渔夫如何养家，深化历史认识。”
营运赤字日益剧增，夫妻忧愁奎笼和渔场日后或得停业。他们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孙子女，都对接手经营不感兴趣。
我国仅剩四家持照奎笼
新加坡食品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随着野生捕捞量减少，加上奎笼维护原料的成本上升，好些奎笼业主意识到改变业务的必要，逐步发展成沿海渔场。
我国目前只剩下四家持照奎笼，位于乌敏岛、实里达和林厝港附近。它们的捕获量往往很少，主要自用或出售给其他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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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局说，本地农场对加强我国粮食安全发挥重要作用，当局希望发展农业食品的生产力，以达到在2030年之前，生产足够粮食来满足本地30％的营养需求。
“水产养殖是重要的养殖领域，因为它的生产力和资源效率高，也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适合在土地稀缺的新加坡开发。”
食品局说，基于土地有多种用途需求的竞争，仅有1％的土地可用于农业，水产养殖业也面对有限空间的问题。因此，我国必须采用科技来优化水产养殖的可用空间，以显著提高生产力。
“水产养殖业也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须采用可持续的养殖模式和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影响。以每公顷计算，创新农场的生产量是传统农场的10倍至15倍，实现‘30·30’愿景需要这样的生产力。”
食品局指出，转向可持续和高效生产模式对一些业者来说不容易，如果业者选择退出，政府将提供培训和工作配对等来协助转业。
“如果业者有意改变营运模式来提高生产量，食品局也会提供支持，并有专门的客户经理为这些农场提供帮忙、建议，以及资助来加速科技的采纳。”
食品局多方提升水产养殖 专家：未必能如期实现自产自足愿景
新加坡食品局多管齐下提高水产养殖业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力求实现在2030年可持续生产满足国人30%营养需求的农产品。不过，受访专家认为本地支持农产发展的环境仍不足，距离自产自足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六年后也未必能实现。
我国去年推出水产养殖计划（Singapore Aquaculture Plan），致力增加渔耕用地、协助业者采纳科技，以及投资科研，以推动水产养殖业发展。
食品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在水产养殖计划下，多方面提升水产养殖业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例如，食品局今年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签署“水产科技园协议”（AquaPolis Agreement），更好规划水产科技园蓝图。食品局去年制定水产科技园蓝图，探讨本地水产养殖的研发方向，包括培育生长速度较快、欧米加3含量更高的鱼苗，以及降低鱼群的死亡率。
食品局也推出各种资助计划，包括为农业食品业转型基金（Agri-Food Cluster Transformation Fund）拨款6000万元，协助农场采用科技和先进农业系统提高生产力。
此外，食品局上个月成立两个小组委员会，集思广益加强水产养殖业的效率和可持续性。这两个委员会分别是可持续水产养殖小组委员会，以及高效水产养殖小组委员会。
两个委员会将共同拟定新加坡水产养殖计划，包括发掘研究契机，并寻找适合可持续和高效养殖鱼类的地点，以及确保水产养殖业更可持续和更具经济效益。
蓝海洋水产科技（Blue Ocean Aquaculture Technology）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黄益生是高效水产养殖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黄益生：奎笼无法在粮食愿景上发挥作用 但具文化意义
他受访时指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过度捕捞和混捕等问题导致奎笼的捕获量日益减少。尽管奎笼无法在我国实现“30·30”的粮食安全愿景上发挥作用，但仍具文化意义，如同牛车水的一些建筑，有保留的价值。
Singapore Aquaculture Technologies首席技术官福格特曼（Michael Voigtmann）博士也认为，奎笼也与土著海人（Orang Laut）的文化有关联，提醒人们历史根源，值得保留。
至于我国能否实现“30·30”愿景，他说：“发展农业没有捷径，新加坡必须在提升生产力上注入更多投资，而且投入的资源应是集中和可持续的。农业应借助科技，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同时避免养殖受环境因素影响。”
黄益生认为：“我国要在六年内实现‘30·30’的愿景并不实际，至今已有较大业者退出市场，他们的衰落凸显在本地从事农业不容易，甚至难以持续。”
退出市场的包括水产养殖公司Barramundi Group，因在南部海域的金目鲈养殖场暴发金目鲈落鳞症，今年中决定把业务转移到文莱的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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