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时访问后，马上烦恼要如何以有限文字，浓缩陈炳坤（56岁）36年的精彩血泪史？这实在不容易。
1986年，陈炳坤考获A水准证书后，一心想找份终身职业，当时觉得当制服公务员好，于是同时申请新加坡警察部队和海军。
警队先回复，19岁的他接受聘书，从此做到老。
五狐疑警员 揭烧鸭“不能说的秘密”
1987年，陈炳坤还是个小警察。一四旬男子在电梯持刀连环抢劫，专劫劳力士表，干案地点分散各处。当年，电梯没装闭路摄像头，案件有点棘手。
警方根据五六个受害者的描述，拼凑出嫌犯照片（photofit），同时知悉嫌犯干案前把刀藏在塑料袋里。
“凭photofit找人......难啊！我们只能大概大概，根据干案模式、时间和地点，四处埋伏。”
一天傍晚，老鸟前辈发现一个提着装烧鸭塑料袋的可疑人物。
附近巡逻的便衣警察闻讯赶来会合，“四个老鸟加我这个小弟，一共五人。审查后，知道男子有案底。”
男子辩说：“我没做什么，凭什么抓我？又没证据。”
陈炳坤指出，没找到证据前，不能逮捕人；搞不好若构成非法逮捕，麻烦可大了。
“当时只能继续问话。换成现在，只要拍他照片发给受害者，就能确定嫌犯。”
问到后来，五名警员把疑点放在烧鸭上。
“为何买全鸭，不买斩件的，吃起来不是更方便吗？于是我们动手给烧鸭搜身，发现鸭肚子里竟藏了一把刀！”
眼前的故事人，描述生动得很。听到这儿，笔者扑哧一笑。
他说，找到利器后，男子坦然招认，表现很平静。
陈炳坤负责押送刀匪回厦门街的租赁店屋住家搜查，却看到心酸的一幕。
“屋里的老妈妈，在我们面前大骂这赌徒儿子—你一生进进出出监狱都没有改......身旁漂亮温驯的妻子则哭得稀里哗啦，还有个约三岁大的可爱女儿，懵懂无知。”
男子被送入牢房几年，出狱后再犯。
“那时，接到有刀匪在电梯劫劳力士的报案，当下认定是他重出江湖。我们在他家楼下蹲了两天两夜，终于逮到他。我亲手抓了他两次，所幸他没伤人，只是恐吓，否则判刑更重。”
根据陈炳坤说，当年劳力士很受劫匪或小偷的欢迎。“劳力士容易脱手，地下赌庄也爱收劳力士表。”
大多罪犯不改干案模式
一些罪犯“忠于”干案模式，不轻易转换“口味”。
“喜欢抢劫的不破门偷窃，爱当小偷的就不会去打抢。一些非礼惯犯也是如此，不会停手的。”
陈炳坤说，随机或受酒精影响的非礼纯属一时冲动，“但专挑特定类型，比如女学生或有年纪的妇女下手，甚至跟踪到电梯的，通常会重复罪行，属于高危罪犯。”
1989年，陈炳坤到中央警署当调查员，累积超过20年的查案经验，后擢升为副调查主任。
90年代查苹果党拼脚力
90年代初，中国“苹果党”横行，牛车水一带许多老人被骗，包括一个到银行提出约10万元给骗子的阿嫲。
苹果党一组三人，分饰不同角色，以声东击西伎俩，骗受害者说家人将遭遇祸事，要趋吉避凶，就必须用塑料袋或报纸包裹现金和首饰，交由“心灵大师”施法求平安。事实是，施法后，贵重物品被掉包，只剩苹果。
因当时科技较落伍，没手机又没闭路电视，查案全靠“双腿奔走”（leg work），陈炳坤到受骗老妇家追查，老妇女儿说，妈妈进了医院。
“10万元当时是大数目。老妇一直不解为何被骗，健康可能因此受影响，不久撒手人间。
“我十分气愤，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与团队破案，逮捕首批苹果党员，但他们否认与那老妇案件有关。这个苹果党捣毁没多久，又来了另一个‘苹果党’。”
他说，现在科技发达，“警队与时并进，法证证据更利于破案，这是好事。”
高文双尸案受瞩目 案情复杂报告难写
2012年和2016年，陈炳坤分别调派宏茂桥警署和东陵警署担任调查组主任，期间经历不少大案，包括高文父子双尸案。
2013年7月10日，陈炳坤接到通报，火速赶到高文一带案发排屋。
这是轰动社会的大案，前高级警曹长伊斯干达用刀杀害修车厂老板陈文新，他的儿子陈志雄当时不巧上门，惨遭伊斯干达狠捅17刀后，再被后者开车拖行一公里。凶手2015年底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2017年2月上诉也被驳回。
两个罪案现场血迹斑斑，排屋也有打斗迹象，给予陈炳坤极大震撼。
“脑子里太多问号。如何发生？几个嫌犯？一个人，如何被车子拖离现场这么远？”
他指出，在刑事侦查局和法证专家抵达前，必须保存现场证据，现场管理尤其关键。因为是大案，警界头头陆续到场，他也得负责汇报。
在现场待了五六小时，正式移交刑事侦查局后，他奔回办公室，赶写调查报告（incident report，简称IR）给警察总监、内政部长和常任秘书等。
陈炳坤先与三名调查人员讨论，各人分头把负责的部分打出，再由他结合、重组和审核。
写IR算家常便饭，但此案复杂，花了两三小时才搞定。
“如何呈现IR是门艺术。最重要的是速度要很快，确保现场收集到的资料准确无误，如刀子位置、血迹喷溅痕、拖尸距离、证人说词等。
“报告一旦发出，就不能U转！非常具挑战性。有些记者手脚飞快，所以绝不能让高层从媒体得到信息，然后问你，记者的消息为何比你快，知道的比你还多？”
“记者怎么那么快到现场？”
谈到这儿，陈炳坤突然正经八百地，向笔者求证一事。
“听说，二三十年前，你们记者有拦截警方对讲机的方法？我们很好奇，记者怎会这么快到现场？”
笔者大笑，哪有可能？犯法的咧！
“我想也不太可能，非法的嘛！但以前通讯不发达，为何这么快啊？真让人费解。”
这困扰警界多年的困惑，是对意外记者前辈的最高敬礼。
警察“三不”：不忌讳 不粘办公室 不纠结
未满20岁就“卖身”警队，看过无数焦尸、腐尸、碎尸、残肢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我是百无禁忌的道教徒，即使大年初一，要到死亡现场，我也会去。验尸房进进出出，没pantang（马来语忌讳之意）这回事，也不会做噩梦。pantang就惨了，根本无从专注工作了。”
陈炳坤凡事亲力亲为，碰到敏感案件或大案，总会亲临现场。“亲眼目睹至关重要，我不是粘办公室的主管。”
陈炳坤曾领导超过150名警员。谈到优缺点，他认为自己善于沟通，弱点是因为要求高，导致不必要的压力，委派任务时也常因此陷入挣扎。
“我努力学习下达明确指示给下属，也设法多阅读加强这方面技巧的书。”
陈炳坤的妻子是行销经理，两名女儿已成年。警队工作压力大，难免有情绪问题，他庆幸妻子很体贴。
他从不跟家人谈公事。“我们须做好保密工作，想知道（案件）的话，读报纸咯。”
半夜接到工作相关的电话或短信，他得告诉妻子要出去办案。“这是为了不让家人有坏印象，以为我找乐子去，但工作细节不会讲。”
加入警队多年，他坦言，人生观多少受到影响。
“看太多了，尤其是突发身亡的不幸事件。生离死别，就是这样。你不知厄运先来，还是明天先到。
“所以，只要快乐就好，不要纠结太多事，凡事顺其自然吧！尤其到现在的年龄，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让心爱的人开心，更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 。”
警队的思想洗礼和磨炼，也让他的心变得强大。
“心变得比较硬一点，处事比一般人淡然，这是肯定的。”
他举例说，父母五年内相继过世时，比起三个兄弟姐妹，他比较能接受现实。
“既然已成事实，就做后续工作（办丧礼），没必要不停啼哭，对吗？”
30多年侦查无数罪案 成为课堂最真实教材
抽丝剥茧，与警队侦破不计其数罪案的陈炳坤，讲课时真实案例信手拈来，平实生动又深具说服力。
30多年来，陈炳坤领导多个专案小组，调查涉及暴力、金融欺诈和网络犯罪等罪案。
2022年3月，陈炳坤满55岁，决定卸下东陵警署调查组主任的职务，加入新加坡警察部队附属信贷合作社－POLWEL Co-operative Society（简称POLWEL），成为培训咨询部主任兼培训员。
工作舞台来个大转换，陈炳坤笑说，这是“自然转变”。
“我想把调查知识分享给热衷学习的人，也深信自己的经验，对下一代调查人员真确有用。”
新工作的最大挑战是把多年的实战经验提炼成容易消化的教育内容，并确保内容具针对性而且实用。
除了警察部队，他的客户包括对调查工作有兴趣的公共服务部门和私人企业。
“个别机构的目标不同，也有独特的职场调查作业方式。在制订和确定培训材料前，我都会与客户会面，听取他们的期望和痛点，确保课程内容符合学习需求。”
陈炳坤曾为卫生科学局、教育部、大专学府等机构提供培训，学员包括大学内部调查团队、法证科学人员、正副校长等。
他传授实用的职场调查技能，比如搜证、问话技巧、案发现场处理，以及撰写调查报告等。
他举例说，停在校园的汽车轮胎遭刺穿，疑有人恶作剧，或教员休息室有钱包不见，某清洁员工可能涉案，甚至女生指遭教师非礼。
“学校管理层须展开初步的内部调查，我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就能派上用场。”
POLWEL合作社于1992年成立，旨在服务退休警员和协助准备退休者转型，现有1万8400名会员，包括服役和正规警员，以及中央肃毒局人员。
以下是陈炳坤的课堂案例。
动机不明手法奇特 连环烧车狂让警员伤脑筋
66岁无业汉纪经生（译音）靠援助金过活。因体弱多病，每周需到振瑞路的同济医院看病几次。
一次归途中，他差点被一辆豪华车撞倒，还遭司机辱骂和吐口水。
他胸中怒火越烧越烈，开始有烧车报复念头。他捡了路边中元节祭祀用的蜡烛，把四五根蜡烛和火柴捆在一起，伺机行动。
1998年5月到9月，他屡次摸黑到牛车水一带，先后烧毁超过100辆汽车，造成71万余元损失。
陈炳坤说，罪犯把蜡烛放在车轮旁烧，大火一烧，什么指纹都找不到了。“最糟的是，他专挑鲜有人迹的小巷口，那里也没闭路摄像头。”
也因为干案手法奇特，动机不明，烧车案变得棘手。陈炳坤当年领导这起“火轮”专案小组，与超过60名警员马不停蹄搜查，包括到香烛店查可疑人物，最终逮到罪犯。
警方在纪经生的橱柜，搜出至少20串捆绑的蜡烛，而陈炳坤也陪他到牛车水走了足足三天，给他看照片，确定被烧毁的车子和地点。
控方以56项恶作剧纵火罪提控，纪经生被判坐牢七年半，因无力赔偿损失，他另以坐牢六个月代替。
陈炳坤告诉学员，搜证时不可错过任何蛛丝马迹，问话时不要施予压力，尤其是老人。“重要的是取得信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要他们承认没做过的事，而是协助他们尽快解决做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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