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联合国掉泪!”

2023年6月卸任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的诺琳海泽博士(Noeleen Heyzer),对目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展开的军事行动,痛心程度非笔墨所能形容。

“你看看这场灾难的程度,对平民百姓的杀戮,我们却无能为力,这让我为联合国哭泣……这个维持安全的世界秩序已是岌岌可危。”

2007年至2015年,海泽博士受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新加坡在联合国担任最高职务的女性,相当于联合国内阁职务。

2007年至2014年,她也是第一位担任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简称ESCAP)执行秘书长的女性。其间,她关注社会平等共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合作,也是亚太区域灾难预备方案、包容社会经济政策、区域串联和能源安全等多项创新倡议的幕后推手。

海泽在国际外交舞台的这些职位,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不属于我国外交部的委派。

海泽生于新加坡,父亲是欧亚裔,母亲是华人。76岁的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岭景寄宿型学院受访时,说话依然铿锵有力,童年经历过的贫困日子和加入联合国组织时周游许多国家与社群的经历,塑造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性格。两个多小时的访问中,她对各种社会学专业术语信手拈来,思维敏捷,完全没有冷场,也让人感受到她的平易近人。

提到加沙人道危机 数度停顿强忍泪水

然而,一提到现今的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她数度停顿,忍住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说了一句:“加沙局势,让人心碎。”

“一小撮极端的当政者、国家主义者认为和平是通过杀死对方来实现的……我们正处于没有法制的局面,一小撮人决定违反所有国际法则,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们不能对他们执法,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机制。

“为什么他们能逍遥法外?最后谁受苦?是平民,是儿童。每天有这么多儿童被杀,这种情况怎么能发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没有未来。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世界,把大部分资金用在武器上,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武器为基础?”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海泽曾代表联合国到当地推动女性赋权,推动宪改让当时阿富汗的350万适龄女性可以接受平等教育;她也曾到耶路撒冷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平工作,协助以巴女性组织代表磋商和平议程。

然而,对于现今的加沙局势,她痛心地说:“如果国际政治完全错位,即使你曾取得成果,这个成果也无法持久,也不可能持久。”

今年2月,海泽在撰写的新书《新加坡与多边治理:保障我们的未来》发布会上曾说,加沙持续不断的危机凸显了重建多边体系的运作和公信力的巨大紧迫性。(档案照片)

今年2月,海泽在撰写的新书《新加坡与多边治理:保障我们的未来》发布会上曾说,加沙持续不断的危机凸显了“重建多边体系的运作和公信力的巨大紧迫性”,联合国作为全球多边治理框架的关键效力已减弱,以准则为依循的世界秩序,正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须寻找新的多边治理方法 发挥集体力量打造未来路

海泽说,与《联合早报》进行的访问,时间点恰好,除了政治,世界格局也交织着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迫切问题。“我们须要寻找全球多边治理的新方法,以便在这互联互通、权力四散的新世界里发挥集体力量,打造未来的前进之路。”

她接着说:“我们不能让少数极端分子通过暴力来左右我们的(和平)工作和未来。我们必须创造维护人道主义的空间,让人道主义发扬光大。”

海泽自2021年10月担任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后,致力于推动缅甸军政府与各方展开对话。图为2022年8月她到缅甸访问后,续程前往孟加拉探访罗兴亚人难民营。(法新社)

人道主义,是社群凝聚力和人性的积极彰显。海泽对社会学的坚持、对社群的感同身受,让她走向国际舞台,在英国苏塞克斯、泰国曼谷、美国纽约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际机构工作时,勤奋走入社群和最底层,特别是遭遇不平等对待的女性与弱势群体。

2022年8月海泽到缅甸访问后,续程前往孟加拉探访罗兴亚人难民营,聆听难民心声。(受访者提供)

1984年至1994年,海泽任职于政府间智囊团亚太发展中心(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re),中心主要负责协调50多个国家的政府,共同解决贫困、管理自然灾害相关等问题。

海泽在2021年出版的自传《越过风暴与众星》(Beyond Storms and Stars)中提到,1984年到1994年期间,她曾为保护在职女性和帮佣做区域串联,成功取得当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的支持,坚持所有欲雇用菲律宾帮佣的国家必须给予基本薪金和年假福利等,否则不予输出。

此外,海泽走访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小岛社群,聆听故事,像越南战争的女战士为了沟通而学习俄语、华语;农民为躲避炮弹枪火在夜间藏身洞穴;砂拉越原住民的生活环境如何受伐木业冲击;太平洋岛民随波而居的乐天人生观等。当时,她成为代表国际体制走访民间和妇女的唯一高层女性代表。

2002年,海泽走访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孤儿和妇女。1990年代,位于非洲的卢旺达经历内战,曾发生种族灭绝事件。(受访者提供)

“这10年是最美好的时光,我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亚洲并深深爱上这个区域,它丰富我的阅历,也让我筑起庞大的联络网。”

这10年,她拒绝不少条件优渥的升迁邀请,没有离开设在吉隆坡的中心办事处。更大原因是想让两个女儿与父亲和阿姨建立亲密的家庭关系。“现在回看这个决定,觉得是正确的,我的女儿庆幸能与父亲有更多时间共处。”

1994年,海泽接受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简称Unifem)执行秘书长一职,是首位出担此职的非北美女性,直到2007年。

她到纽约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挽救该机构的财务危机。她凭着出色的人脉,以“对人进行投资”这一理由,说服各国捐款,不但化解关门危机,还在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第四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成功协助上千个亚洲及太平洋区民间妇女组织与会。

在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第四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海泽协助上千个亚洲及太平洋区民间妇女组织与会,在她右边坐着的是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莉。希拉莉是以美国政府代表团名誉团长的身分参加大会。(受访者提供)

海泽谦虚地说:“我没有远大卓识。我只是用心审视社会结构,聆听社会故事,再把这些真实事件串联起来,编织成更大的社会挂毯。”

确保被遗忘的弱势群体声音被聆听,是这位被下属称为“无所惧、走路快领袖”的内心火石。

2006年1月,海泽在联合国总部宣布邀请澳大利亚女演员妮可·基德曼担任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亲善大使。(路透社)

聆听被遗忘弱势群体声音 向安理会推进1325号决议

“被遗忘”的群体,很大部分是没有足够社会保护网和地位的女性和儿童,尤其是处在武装冲突之中。海泽在国际女权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推进1325号决议。

1325号决议,是安理会首个承认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严重和独特影响(如性侵害),并认可妇女对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持和平等所作贡献的决议。

如何在以男性为主的国际会议,在各国代表面前讨论女性被战争迫害,尤其是性侵课题?

真人真事的社群生活,成了海泽协商的最佳筹码。她卷发齐肩,轻施淡妆,淡定地说:“有人说我的处事风格不具威胁性。我不会让对方感觉自己不懂这件事,我只是说故事,通过真实故事转化成他们能理解的理论。

“我们没有诉诸暴力或武器来推动社会变化,而是静悄悄地革命着。当然,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多的支持及不断壮大的人际联络网。”

海泽很实在,“你须要找到其中的意义,但不须要把天下所有的事都包揽下来,单凭个人,无法改变整个世界。但可以创造集体领导、合作、友谊和温情,这就是你的社群,是支持你的生态系统。你不是孤军作战,但不要试图当个神力女超人”。

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海泽代表联合国走访当地灾民。汶川大地震造成7万人遇难、1万多人失踪和无数的伤者。(受访者提供)

近年来,她有更多时间住在新加坡公寓,离外婆故居近,能常探望90多岁的舅舅保罗。卸下联合国缅甸特使一职后,她没闲着,将在来临的世界城市峰会担任开幕协调,到哈佛大学发表杰出人士演讲,到澳大利亚参与遏制暴力对待女性的讨论。她今年受邀担任国大大学岭景寄宿型学院院长。

空闲之余,她到实乞纳民众俱乐部跳黄金尊巴舞。两个月前,她动用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上华文课,“我喜欢学华语,以前没有机会,只有童年时学过潮州话”。

年幼经历人生百态 最糟时饭都没得吃

海泽说,她的人生,是不同境遇的产物,不是她刻意或努力营造的。

她的童年并不顺遂,最糟的时候没饭吃,得到赌馆捡赌客剩下的食物填饱肚子。

年幼时与外婆住在直落古楼的村屋,外婆是土生华人家庭的童养媳,为了能让子女上学而信奉天主教。母亲在实里达的英军基地当秘书。

父亲是荷兰与德国的后裔,在印度加尔各答长大,学会顺势疗法,随英军来新加坡当军医,在英军基地认识了母亲。战争结束后,由于没有正式的行医资格,家庭生计陷入困境,性情变得非常暴力。海泽在自传中写道,一天晚上,父亲盛怒冲出家门,“故意把他的破车撞向一棵椰树,然后消失了”。

母亲成了家中的经济支柱。但作为天主教徒,她不能离婚。“我们被看成是破碎家庭。我的母亲被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没有自己的空间来处理所发生的一切……没有社会支持,几乎没有社区的同情。”

海泽六岁时,26岁的母亲去世。父亲几天后出现,接走她和弟弟,到牛车水一间店屋与新婚的继母同住,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加上父亲酗酒,她和大弟及同父异母的小弟有时几天没饭吃,只能到楼下赌馆捡赌客的残羹吃。

回忆起这段童年,海泽豁然地说,这种生活环境是珍贵的体验,比起历史课本中记载的更为真实,让年幼的她浸濡在人生百态中,以敏锐的观察力,看着有人天天努力工作却三餐不继,有人因此丧气自杀;也见识了三水红头巾和一身白衣黑裤的顺德妈姐的自力更生,这些都是她女性赋能和社区凝聚力观念的雏形。

八岁那年,在外婆和舅舅的安排下,她到汤申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上小一,但因家贫,经历了 “精英主义、阶级傲慢和社会不平等”。还曾因家庭复杂被送入爱美丽山女收容所,暂停学习,只学缝纫和打扫房子。

12岁,外婆把她从父亲家救出来。大弟则一直跟着父亲,直到他21岁,海泽才能与他相会。大弟凭自己的努力完成夜校,并成为跨国企业的工业关系经理。小弟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大学,成为跨国药剂公司的区域董事。

与外婆、舅舅保罗和两位阿姨莉莉和安妮住在一起的日子很稳定。海泽的学习突飞猛进,成绩斐然,考进新加坡大学(后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社会学,并获得福特基金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

她的外婆足智多谋,省吃俭用,在实乞纳买地盖房,且重视子女教育和女性经济独立。莉莉阿姨曾任英国汽车公司总裁的秘书,安妮阿姨是马来西亚圣婴女修道院第一位亚裔院长,保罗舅舅则是很受欢迎的数学教师。对母亲的家人,她心存感激。外婆和安妮阿姨已去世。

自传里,她首次深入谈到与先生范俊登的点滴。以往关于她的报道,总是称自己的丈夫是马来西亚的作家。

认识范俊登时,她是新加坡大学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派她去欧洲学习,一天,她在萨尔茨堡的音乐厅见到一位“散发着魅力、自信和强大能量”的范俊登。

范俊登大海泽六岁,曾在马来西亚领导全国教师罢工。两人相爱并结婚。他有飞行恐惧症,海泽后来去剑桥大学时,他用了三个月时间,辗转陆路交通与她会合。

范俊登曾任民主行动党代理秘书长,两次当选马来西亚国会议员。1971年因发表有关多元种族主义的言论而在《煽动法》下被捕,罪名成立而丧失议员资格,转而写作。

为维系婚姻学会创造双轨世界

自传的字里行间,也带出这段婚姻的不易。她写道:“对家庭和人际关系,反对派的政治世界是残酷的。”

家中,她学会创造双轨世界。书中写着:“他有他的世界,我拒绝卷入;我有我的专业,他尊重而不参与。对孩子和彼此的深爱,维系着我们。”

但结果不尽如人意,两人关系日益紧张,她决定接受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邀请,带着双胞胎女儿到纽约工作,远离“围绕着他的肮脏政治”。定期通电话和一年两三趟回马来西亚,成了维系模式。

2007年,当她到曼谷出任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执行秘书时,才结束13年的两地分隔。2010年,范俊登在曼谷一家医院因癌去世。

46岁的双胞女儿是马来西亚人,在各自领域有杰出表现。精通德文的Pauline从事翻译工作及保存马来西亚消失中的传统艺术; Lilianne则从事东南亚难民政策和人道主义外交工作,包括协助成立印尼亚齐难民救援机构Geutany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