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水产养殖业正经历转型阵痛期。过去两三年，估计有近40家海上渔场在当局协助下退场。本土海鲜产量同期虽下滑约两成，但整体生产力略有提升。
根据新加坡食品局数据，2019年至2022年，本地的海上渔场数量维持稳定，介于109至110家；之后开始大幅减少，2023年减至98家，到去年只剩72家，较2022年少了37家，减了约三分之一。
本地的海上渔场目前集中在北部的柔佛海峡。过去两年停业的渔场大多采用传统养殖方式，有些渔场因连年亏损，有些则因渔农年事已高，所以选择接受食品局提供的经济援助配套。
据《联合早报》向几名渔农了解，这个配套的金额介于10万元至15万元，取决于渔场所占海域面积大小，申请有效期为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
食品局受询时说，他们定期与渔农沟通，了解需求并提供支持。为了让海上渔场能更放心投资于新技术和提升生产方式，当局早前推出租约制，以规范对海域的使用，营造更稳定的经营环境。
租约制于2023年实施，渔农须为所使用的海域缴付临时租用准证费，分四年逐步调高，明年达到全额。到时，位于柔佛海峡的渔场每半公顷的年费为3600元，南部海域则是6000元。
食品局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此早在2022年便开始与渔农接洽，好让他们有足够时间决定是否继续经营。当局也为决定退出的渔农提供经济援助配套，和他们分担还原海域的部分费用。
海上渔场产量占本地海鲜总产量逾八成
随着渔场减少，本地的海鲜产量持续下滑。海上和陆上渔场的总产量在2021年达到5100公吨的高峰，2022年开始滑落，去年降至3500公吨。
食品局指出，截至去年，海上渔场的产量仍占本地海鲜总产量逾八成。以每公顷土地或海域计算，本地渔场每年的生产力从2023年的38.6公吨，上升至去年的40.7公吨。
77岁的黄吉生去年结束经营了20年的渔场，他使用的海域约半公顷，获得当局10万元的补助。
黄吉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渔场的营运成本太高，他过去20年亏损超过200万元。他曾尝试借助科技，试用循环水养殖系统来培育鱼苗，但系统耗电量高，鱼苗存活率也不理想。
“原先找到一家有意接手渔场的本地公司，但食品局不允许执照转让，所以只能申请当局的援助配套。食品局规定须聘请专人勘察海床，确保拆除渔场设施时不留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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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不愿具名的渔农说，政府近年推动高科技养殖，让他们这些传统渔场经营者觉得被边缘化。虽然处境困难，但他热爱养鱼，而且过去十多年投资了上百万元，所以他会坚持下去。
食品局去年为南部的两片海域招标，规定得标业者必须在渔场采用高科技的封闭式鱼罐技术，但是仅有一个业者竞标，而且提案不符合条件，因此流标。
关于科技的使用，食品局指出，虽然开放式养殖仍然重要，但易受海水含氧量低和藻类大量繁殖等环境因素影响。因此，一些渔场改用循环水系统或封闭式鱼罐技术，可以更好地控制环境，也能养殖对水质有特定需求的品种。
淡马锡理工学院科技顾问兼水产养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志伟博士受访时说，我国的水产养殖业如今处于整合阶段，期待未来有更高的生产收益。
“但渔场面对的挑战，有些是它们难以独自克服的，尤其是缺乏扩大生产规模的空间。农业讲求规模效益，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业者难以在设备降值之前回本。”
他建议，本地渔场应专注于研发，以提升生产力，大规模生产应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区域国家。这样既可把新加坡打造为热带水产创新中心，也有助于控制和确保货源稳定。
本地陆上渔场数量六年增逾一倍 包括从观赏鱼改养食用鱼
相较于海上渔场，本地的陆上渔场近年来发展迅速，数量自2019年以来增长了超过一倍，其中包括一些原本从事观赏鱼养殖的业者，转而改养食用鱼。
食品局数据显示，2019年本地有15家陆上渔场，之后几乎年年增加，到了去年达34家。
位于林厝港的渔场New Trio Fisheries，原先从事的是海水观赏鱼生意，约七年前开始转型。目前，渔场九成的面积用来饲养石斑、金目鲈和尼罗红等食用鱼，年产量至少150公吨。
渔场老板钟毅达告诉《联合早报》，他当初决定转型，主要出于几个考虑：一是政府的鼓励，二是认为养殖食用鱼有利于争取土地续约，三是观赏鱼生意受网购冲击，大概从10年前起生意减了一半左右。
李志伟博士受访时指出，在陆上设渔场已是全球趋势，因为陆地环境较易掌控，海上的生物和环境风险高，包括天气变化和海藻大量繁殖等问题。不过，陆上渔场运作成本高，较难赚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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