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认识的第二任总统薛尔思，只限于小学办公室里挂着的黑白肖像。1981年5月15日，记者刚升中一，从乡下骑车来到武吉知马上段，静候载着薛尔思遗体前往克兰芝国家坟场的灵柩经过。人群中，记者向这位深受爱戴的总统挥别，成为沿途无数送别者的一员。
薛尔思被誉为“妇产科之父”，也是新加坡建国元勋之一。许多新加坡人对他的印象，或许仍停留在那座以他命名的壮观大桥。
薛尔思出生于1907年，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埃德温·亨利是公共工程局技术主管，与母亲莉莲·简·戈麦斯育有六个孩子，其中老大夭折。
薛尔思排行老二，有两弟两妹，家住麦肯西路附近的政府宿舍，童年爱去父亲工作的贝雅士蓄水池玩耍。朋友上门玩，都爬薛尔思妈妈种的果树，但他更爱埋首书堆，常被戏称为“书呆子”。
他跟大妹爱丽丝最亲，玩游戏时总坚持扮演医生，一次让“御用病人”爱丽丝吞下一分钱硬币作为“药丸”，母亲发现后狠狠打了屁股。
中学毕业时，家境拮据，母亲希望他去做文职养家，但妹妹爱丽丝坚决支持他追求医生梦想，去当教师供哥哥继续读书。
妹妹是恩人，也是精神支柱——医学生涯艰辛，最爱的放松方式是静听爱丽丝弹钢琴。
1932年，22岁的爱丽丝突发疾病去世，为纪念她，薛尔思后来给女儿取名康思坦丝·爱丽丝。父亲1940年去世后，薛尔思成为大家长，照顾母亲和弟妹，并抚养侄甥，尽到“长兄如父”的责任。
1944年，日据时期弟弟埃米尔被日军卡车撞死，薛尔思承担侄儿莫里斯的教育和生活费。
用实力突破殖民体制 妻子始终默默地支持
薛尔思在1929年从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毕业，深感殖民体制下的差别待遇。作为非英国籍医生，他月薪仅250元，是英籍同僚的一半。但这未击垮他，反而激发了以实力证明自己的决心。
1948年，他申请马来亚大学妇产科讲座教授时，英国上司拒绝推荐，宁愿选一名资历尚浅、连专科文凭都没的英国女医生。薛尔思毫不退缩，越过本地上司，直接向伦敦专家求助，最终凭借优异成绩，1951年成为首名担任该职位的新加坡人。
在事业上屡屡突破体制限制的薛尔思，身旁始终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良伴——杨细玉。
《薛尔思传》中有一章记述她的故事。她191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泉州，考获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士。日本侵华期间，开杂货店的父亲担心她的安危，不愿让她到前线照顾伤兵，想方设法把她和另12名子女送出国。
1938年，21岁的杨细玉随姐姐和姐夫到新加坡，后来在竹脚医院受训，成为助产士兼护士，与时任妇产科主任的薛尔思相识相恋。两人于1939年结婚，育有两子一女。
多年后，她成为第一夫人。在公众面前，她总是端庄得体。然而，女儿康思坦丝回忆，母亲其实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由于英语并非她的第一语言，她始终介意自己的表达不够流利。每逢须要公开发言或出席重要场合，她往往会犹豫、焦虑，甚至感到痛苦。
日据时期展现医者魄力 首创手术造福无数女性
日据时期的黑暗岁月，竟意外成为了薛尔思医学突破的契机。
战前，他的英籍上司属保守派，坚决反对剖腹产，认为是对自然分娩的“干预”。
日本占领新加坡，英籍医生全被关入樟宜监狱，时任副院长薛尔思独挑大梁管理竹脚妇幼医院。为了挽救难产妇女，加上没有保守上司的掣肘，他果断引入下段剖腹产术，挽救无数生命，产妇和胎儿死亡率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急剧下降。
正如薛尔思后来所说，那段时期让本地医生觉醒——即便没有英国人，医疗系统也能高效运作。
此后，他首创的“薛尔思手术”（Sheares Procedure），为先天无阴道女性重建人造阴道，论文展示18例治疗记录，其中至少三例成功怀孕。一位患者在第三次剖腹产后接受绝育手术，丈夫“从不知她有人造阴道”。
1959年，他因新加坡每年约6万2000名新生儿，提出对至少三个孩子且自愿的父母实施绝育的建议，引发激烈争议，遭抨击为“不道德、有辱人格”。他回忆，多名已有超过三个孩子的妇女曾写信请求绝育，诉说大家庭的艰辛。
10年后，国会通过《自愿绝育法案》，生效之初需求量惊人。1961年，薛尔思因健康及家庭经济考虑，决定离开大学和公共医疗体系时，260名医学生联名请愿挽留，说将“失去一位全心为学生利益和福祉着想、敬业且鼓舞人心的导师”，请求他重新考虑。
他虽转入私人执业养家，但信守诺言，继续以荣誉顾问身份回到竹脚医院，为贫困病人看病、处理疑难杂症，并教导年轻医生和学生。
经验不够凭严谨补足 临终仍惦记职责
政治素人？没关系。薛尔思凭借顶级医学专家的严谨态度、理性思维和分析能力，担任国家元首。
1970年12月，建国总理李光耀找到当时63岁的薛尔思，提议他出任新加坡第二任总统。面对国家重任，薛尔思曾犹豫不决，告诉学生：“有人告诉我新加坡需要一位总统……我想我应该接受它。接生婴儿的工作，可以由其他人来做。”他最终答应承担国家使命。
李光耀向他说明，必须从1971年1月2日履职，并在上任不到两周内，接待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国英联邦代表团团长。
薛尔思的第一反应，是索取这些领袖的履历及各国简报，希望了解即将会见的人及国家概况，像进行学术研究一样，充分做足功课。
领导支持推选薛尔思为总统的李光耀在国会说，虽然薛尔思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尚缺经验，但他能将严谨的智慧运用到新领域，这对新加坡来说是个好兆头。
即便成为国家元首，薛尔思仍心系医疗与病人。他向李光耀提出条件，每周两次回竹脚医院教学或为贫困病人看诊，且不许医院在他在场时摆排场。他称，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延伸阅读
上任伊始，薛尔思即致函财政部询问：既已领4000元总统月薪，是否应停领原本的退休金？财政部回复称，退休金法令不适用于总统，他可继续领取。
1973年3月，政府将总统月薪调高至1万2000元（含4000元免税），薛尔思拒而不受。直到1975年连任，他才同意接受加薪，但坚持必须全额缴税。
女儿康思坦丝回忆，父亲对金钱物质毫无兴趣，薪水全交由妈妈打理。他只需六双袜子轮换，只关心回家有没有晚餐吃。
为了维护政治中立，他甚至停止向当时在马国政坛“有争议性”的老朋友马哈迪发送问候。
他的公私分明也在家族中体现。1973年，时任新加坡航空副机长的侄子格伦帮高层带回美国家具，搬运时被海关拦截，上司绝望中请他央求总统伯伯。
薛尔思坚决地说：“当我成为总统时，我宣誓维护宪法和法律。”无论亲疏，他都不会干预执法程序。侄子最终到警局说明情况，所幸海关给予警告，以补缴关税了事。这事折射出薛尔思铁一般的原则。
逝世前四天要求辞总统一职
1981年3月，薛尔思被诊断患癌。逝世前四天，他提出辞职，但李光耀安慰他：“国家会安排好一切。”薛尔思他一生为他人服务，直到最后仍惦记职责。
同年5月12日，薛尔思逝世，享年73岁。超过八万人到总统府瞻仰他，国葬日沿途送别者无数。
李光耀在国会追忆：“当他去世时，我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了……他教我如何优雅、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任何角色 用心以待
《薛尔思传》中的一些小故事，展现薛尔思作为医生、长辈与总统的另一面——医术、温度与修养。
医生用心听出宝宝微弱心跳
如果没有薛尔思，世上或许就没有剧作家张泰洋（Michael Chiang），本地观众也可能看打不到他执笔和编剧的《新兵小传》（Army Daze）了。
1955年，张泰洋母亲在生下第五个儿子的七年后，再度怀孕。那年代，尚无超声波技术，怀孕诊断几乎完全依赖医生经验，而非仪器。
她先后在麻坡、马六甲和新山求医，三名妇科医生给出一致而残酷的结论：胎儿没心跳，是死胎，必须尽快处理，否则将危及母体。
然而，她坚信宝宝还活着，始终不肯放弃，并越堤到新加坡，向薛尔思求诊。
薛尔思检查后，微笑地说：“夫人，您的宝宝还活着，而且很好。”
70年后，张泰洋这样回忆：“那个安静的、检测不到心跳的小宝宝就是我。我要铭记我的母亲，因为她听从了内心的声音；我也要铭记薛尔思医生，因为他听到了那微弱的心跳，给了我那条生命线。少了他们任何一个，我都不会在这里。”
回想母亲的经历，他由衷说道：“愿我们总能抽出时间、保有耐心去倾听；即使别人都选择放弃，我们也不轻言放弃。”
长辈耐心对待家里上上下下
薛尔思自幼便被家人唤作本（Ben）或本尼（Bennie）。在家人眼中，他守时严谨，甚至习惯把时钟拨快五分钟；他的温柔和善心，往往藏在生活细节里。
侄儿莫里斯回忆，薛尔思非常忙，电影都常看不完。那时没有手机或传呼机，电影院银幕下方会突然打出字幕：“本杰明·薛尔思医生，请到经理办公室接听紧急电话。”
有一次，他们正在看1955年的《七对佳偶》，电影才开始约半小时，薛尔思就必须离席。年幼的莫里斯当时觉得：本尼伯伯很可怜。
薛尔思从不以权威压人，给家人买冰淇淋，也不忘为司机带上一份。
儿子约瑟夫回忆，家中一排形似圣诞树的冷杉，被印族园丁剪得“中段宽、底部空”。母亲多次斥责无效，甚至扬言解雇园丁，要父亲出面训斥。
约瑟夫也在场，见父亲只对园丁说了一句淡米尔语，两人随即哄堂大笑，接着父亲就走了。
他追问父亲，父亲说：我只是跟他说，你知道吗，这些杉树（修剪成那样），难道不让你想起一位穿了上衣，却忘了穿裙子的女士吗？
后来，约瑟夫在海外学医，薛尔思寄给他大量妇产科笔记，但他最终选择心胸外科。薛尔思从未责怪，只淡淡说过这句：“我本可以在妇产科领域教你很多东西的。”
高位者细心叮嘱同僚与后辈
试管婴儿先锋勒南教授曾形容薛尔思在手术室里的修养：“我从未见过他提高嗓门，或因错误而训斥任何人。相反，他会称呼那个人：‘孩子，你下次应该更小心一点’，随后以极为系统、有序的方式把问题纠正过来。”
前内阁部长丹那巴南回忆，协助总统颁发国庆奖章时，薛尔思曾提醒他：“有人来跟你握手，手要伸进去一点，别只是浅浅地握。否则握了很多人之后，手指会受伤。要伸进去，确保拇指与对方的拇指扣住，双手才能受到保护。”
当时初任部长、须频繁握手，这番叮嘱对丹那巴南既实用，也难忘。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