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本报特约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将2016年农历新年在旺角发生的警民剧烈冲突定性为“暴乱”，特首梁振英说，特区政府对此严厉谴责，决不姑息。

随后，警方各部门全力搜捕疑犯，事件发生是在2月9日凌晨，至2月10日晚间，仅一天时间，香港媒体消息指，已经至少拘捕64人。事实上，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直认事件的发生是有“预谋”的。

而事发当日在现场多次呼吁市民加入示威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除了否认“预谋”，还表示说，事态发展是意料之外。同样身处现场的热血公民创办人黄洋达则反指，事件失控源于警察开枪，是“官逼民反”。

极端手法抗议示威 已成为“新常态”

但相关辩驳已经无法为呈现在公众眼前的暴力血腥场面开脱，而更令香港舆论感到忧虑的是，在这场被政府视为“暴乱”的冲突中，代表本土政治势力的政治派别所采用的极端手法抗议示威已然成为“新常态”，而且，还在不断升级。

造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2014年的占中运动无疑是分水岭。

在此之前，以何俊仁、张超雄、梁国雄等泛民议员为代表的合法方式反体制的做法，在运动中遭到了摒弃，包括发起占中运动的“占中三子”戴耀廷、朱耀明、陈健民提倡的非暴力也在占中之后被年轻一代否定，其结果就是，相对主张温和的反体制政治势力当中，很多个人已经从香港的政治舞台上渐渐隐身。

取代他们的是年轻一代，其中被认为是代表香港本土势力的政治力量逐渐成为主力。不久前结束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所谓“伞兵”的政治新血的屡屡出线，势如破竹，更加激励年轻一代的政治领导者，在政治定位上往更偏激的方向上去，甚至，在和体制的对抗中，几乎不留妥协的余地。

2月9日凌晨，旺角街头的一幕，看在一些资深的政治人物眼中，不过是年轻一代推崇的暴力抗争的浴血演出，用示威组织者的话说，事态会演变成这样的结果，是长期对立导致的擦枪走火。

对特区政府来说，结果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但是，如果说作为香港的管治团队，对事件的发生感到意外，则有怠政嫌疑。因为占中之后，暴力抗争场面早已经屡见不鲜了，有媒体为此还梳理了从占中之后的暴力抗争事件：2014年11月19日凌晨，因为传闻立法会要通过网络廿三条法例，抗议者直接冲进立法会；2015年7月，因港大副校长任命事件，港大学生直接冲撞校委会；2015年9月，反大陆游客的“鸠呜团”围攻路人，包围旺角警署；2015年12月，香港立法会示威区发生预谋爆炸；2016年1月26日，香港学生冲击沙宣道会场等等。

如果说暴力抗争事件还是极端主义者在主导的话，而弥漫在年轻一代周围的对立情绪则像是会被引燃的炸药，危机四伏。就在旺角冲突之前的2月3日，香港大学硕士生杨政贤在其个人的面簿上发布了一篇名为《昨晚，我在港大介入了一场种族仇恨》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大量传阅，文章中描述了这样的场面：在学校的小食店，互不相识的香港学生指骂大陆学生，称大陆学生是“侵略者”。作者作为香港本地人，发问道：“仇恨对方，是能令情况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香港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收入不增加，贫富悬殊，上升通道被阻隔等等问题，实际上是世界性问题，只不过，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各种问题的表象显得更加突出，但无论如何，亦如很多长期关注香港问题的人士所说，原本是可以在体制内商讨解决的问题，会被摆上街头，用暴力申诉，无疑是对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的质疑，也最应该由政府自身来做检讨，但最终却被武断为敌我矛盾，演变成族群对立，最后，不得已出现“香港人为何要打香港人”的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