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前路上的挑战依然突出，国际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美国的围堵态势，让中国面对多年未见的强大外部压力；国内经济结构问题也愈发严峻，浮出水面的“国进民退”焦虑，更折射出内部改革诉求高涨。站在十字路口，一场围绕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重新思考正在精英圈里热烈进行。中国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市场经济，今天存在哪些问题，市场经济与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着天然矛盾吗？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国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切生产资料、资源分配和产品分配由国家统一规划管理，整个国家经济机构犹如一部大机器，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如同零部件，依据指令运作。
著名媒体人、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曾著书，其中用三点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状况：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过在具体现实中，是否完全按劳分配也未必如此。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改变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大机器中的零部件不再完全根据国家指令运作，市场力量对这部机器的影响逐步扩大。
这些变化在40年里一波又一波地展开。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绝对统治地位被打破，1980年代，农村率先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取代农村原有的集体生产制度，农民承包了集体的土地开始单干，只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抛弃“大锅饭”的旧体制。
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私有经济从危害社会主义的“祸水”，变成发展经济的“活水”，俗称“个体户”的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改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垄断的格局。
1980年代最著名的故事是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其创始人年广久从一个偷偷卖瓜子牟利的叫卖小贩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雇工逾百人，风头一时无两。他还被邓小平提起，成为官方对私营经济和私人雇工放开一面的标志。
在经历过1980年代末的一段僵滞期后，市场化改革的号角在邓小平南巡后再度吹响。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阶段，特点是外资涌入，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改革也从1997年开始，国企纷纷私有化与外资的进入，加速了中国资本的多元化。
那是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国企户数从1997年的超过25万户锐减至2003年的15万户左右，改革引发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潮”，官方背水一战，通过改革以处理当年国企大规模亏损的问题，推动了国企发展，并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打下基础。
也是1990年代，票证制度走入历史，农民能自由进城、经商，更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形成。
中国知名历史学家雷颐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就评价：“虽然这不像政治那么惊心动魄，但却是中国社会结构很重要的变化。”之前极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制度完全被砸烂，每个个体面对更加激烈竞争，薪酬水平与工作绩效挂钩。随着票证制度终结，生产单位转向按消费需求（而非指令）生产；在制造业、消费服务业等领域，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形成，并在决定价格中发挥主导作用。
此时，中国政府已不再统一调拨生产资料，工厂生产的产品不再由国家统购包销，劳动力的招聘和分配也不再由国家统一管理，可以说，经济活动由国家计划的机制被破除了。
直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厂”，更让中国有机会通过接受全球多边贸易制度框架，倒逼国内改革。
上述发展，都让计划经济时代被抑制的民间经济活力和封闭市场的潜能，在过去40年被激发出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向《联合早报》形容，激发生产积极性、释放短缺经济下的消费潜力、开启市场大门等，都犹如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堰塞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
40年来，中国经济脱胎换骨，从1978年至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约37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726亿新元），增长至82.71万亿元；人均GDP从380元，飙升到近6万元；多达7亿人摆脱贫困，中国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
行政力量与市场长期较量
然而，尽管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形成全新格局，关于“国进民退”（国有经济扩展、民营经济萎缩的代名词）的争议过去10多年里依然此起彼伏。今年9月，更有民间人士发出豪言壮语，宣称私营经济已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该功成身退，激起商界焦虑与激烈争议，中共高层不得不接二连三发声，为民企背书，肯定民营经济的地位。
在国际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也未完全获得认可。美国、欧盟、日本等在中国入世15年后，依然质疑中国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不公平贸易竞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甚至发起震惊天下的贸易战，强压中国改变政府补贴产业发展等做法。
受访学者不讳言，从中国经济的表征来看，计划经济这40年的确在消退，不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在更深层次的较量并未停止，直到今天亦是如此。
这个问题的根子，又要追溯到改革开放的起点——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作为“中心”的经济要怎么建设，党内依然有不同主张。改革开放初年，官方做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提法，也是为了避开“市场经济”，不敢太快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
1989年以后，党内保守派挑起过“姓社姓资”的争论，最终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告终。同年，中共十四大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四个字才理直气壮地成为中共认可的价值。
从正面看，这个目标寻求让市场经济这个带着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源分配机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形成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道路。但换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一种政治妥协，预示中国经济制度的目标将长期存在模糊性和内在紧张。
到了今天，中国经济的计划力量依然在市场化的表面下暗流汹涌。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影响力再次增大，国企和民企地位悬殊，舆论界发出中国市场化改革“反复”和“倒退”的质疑。
从数据看，代表市场的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这些年已占了重要比重，贡献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官方也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1月初更公开发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然而，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国企对民企的挤压更是客观存在。这体现在国有企业在融资贷款、市场准入、获得土地资源和政府项目、财产权的法律保护等，都得到更有倾向性的优待。
这种挤出效应在近几年的改革中更为凸显。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去杠杆”措施断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来源，近期国企与私企股权合作，也导致一些私有企业被盘剥。
今年以来，“国资系”在A股市场开启大手笔、高频次“扫货模式”，有媒体统计，已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国有资本。
顾清扬说：“这种趋势让外界担忧，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政府干预过多
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大，而且频繁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也一再引起诟病。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在学者看来，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减少由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始终是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此，顾清扬指出，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也会在市场失灵时介入、补救，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法律规则干预市场。反之，在中国，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力量和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十分常见。
一个明显例子是，中国政府长期为经济增长下达指令性指标，并以此考核官员绩效。这让经济增长包含政治意义，而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结果。
政府大规模补贴扶持某些企业或产业，也造成市场扭曲。这种干预手段不仅在国内形成不公平竞争，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后，还外溢到全球市场。例如，举国体制发展的“中国制造2025”就招致西方批评，并成为刺激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根导火索。
此外，通过限制抛售、限购限价等行政手段，政府的“手”也伸向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让股市和楼市随着政府的指挥棒起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2016年曾形容，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较，中国仍然是“府内市场”，即市场被控制在政府手中。他指出，这并不是说政府永远有能力控制市场，但行政的强力干预让市场变得畸形不堪。
市场经济非不变模式
再者，中共十九大后，“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氛围更加浓厚。外界担忧，中共强化对企业的政治领导力，将不可避免影响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决策，同市场机制发生冲突。
“党管企业”在中国一直存在，但近年来除了国企，执政党影响力也深入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截至2016年底，国企中有93.2％建立中共党组织，私企和外企分别有67.9％和70％这么做。
路透社去年引述不具名的外企高管披露，一些外企在政治压力下修改与中国国有合作伙伴的合资条款，以便让党组织对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有最终话语权。
陈抗相信，中国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写入党章，说明高层清楚，资源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效率会越来越低，经济会失去活力，“但从稳定、政权安全的角度看，却又放不开”。
不过顾清扬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说：“一党制和市场经济本质上不矛盾……问题是执政党怎么来界定自己的范围，一党执政甚至代表社会主义理念都可以，但还是应该尊重经济规律。”
受访学者认为，所谓市场经济并非一成不变的模式，就好像民主体制也不止一种模式，西方民主国家各有各的制度设计，因此不能否认中国运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来破解。
顾清扬认为：“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上‘社会主义’并没有问题，中国不必完全走和西方一样的市场经济道路，但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中国的市场成分还相当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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