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融入国际社会主流，中国曾咬紧牙关、大刀阔斧地做了许多经济改革。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已今非昔比，却也来到瓶颈并受到阻力，会如何取得突破，国际社会都在密切关注。
翻开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外交篇章，有新加坡的印记。
邓小平在1978年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希望说服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合作阻挠越南攻打柬埔寨。他得到了地缘政治以外的收获。在新加坡的四天里，他与我国时任总理李光耀交流发展经验，考察我国如何通过引入外资，来提高税收和工人收入，以及带动服务业。
邓小平回国一个月后，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逐步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1.0，朝中国模式2.0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学术期刊论文中指出，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激进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革命被认作强国之道。邓小平清晰地认识到世界的变迁。在他领导下，中国激进爱国主义进行了转变，开始摸索对外战略的转型。
三中全会落幕的10天后，中国与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开启了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为共同制衡苏联而走到一起。建交减少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的不安全感，让中国更有信心打开门户走出去。在建交后的10年蜜月期里，中美关系一路高歌猛进，在经贸往来、技术分享、文化交流，以及军事等领域都有广泛合作。
这个对外开放的进程，在1989年来到重要拐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八九政治风波后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外交及经济制裁，包括喊停同中国的高层互访以及对中国出售和援助发展军事武器和警务器材。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暂停发放对华贷款。
1989年起从波兰开始酝酿并蔓延的苏联、东欧剧变，结束了共产主义政党对中东欧国家的统治，最终以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收场。
从韬光养晦到同世界经济接轨
面对国内外风云的剧变，邓小平提出外交战略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针对中美关系，他还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
时殷弘在文中指出，邓小平关于世界的根本哲理论断是，和平与发展被定义为世界两大主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时代条件。邓小平深切明了科技和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重大作用，提出对外开放须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也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凭着这套外交智慧，中国在几年后走出1989年的外交寒冬，恢复并加强了同世界的外交和经贸联系。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当年并没有与西方国家一道谴责中国，而是继续在中国投资。
到邓小平在1997年逝世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经济体之一。
经过十几年漫长的外交谈判及内部博弈，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同世界经济接轨。
入世让中国的出口更通畅地涌向世界。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为跨过入世门槛而倒逼了国内改革，优化了产业结构，大范围降低了关税，提升国内竞争力，为经济长足发展提供制度环境。
对外，中国入世后开始编织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亚细安（中国称东盟）2000年成为中国第一个磋商自贸协定的对象。新加坡在2009年成为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亚洲国家。截至今年年中，中国签署的16份自贸协定已涵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过中国仍未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达成自贸协定。
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表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内在连贯性。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清楚表述了其“双头战略”。
报告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一反过去的基本政策声明，不再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反映出温和、审慎乐观和务实的对外政策前景。
另一方面，报告也强调要加速实现中国大陆军事力量现代化，以及决不容忍台独。提出这部分内容的背景是：美国在1990年代凭高科技武力迅速打赢海湾战争，强烈刺激了中国大陆，决定增加军费发展军力。此外，台湾1990年代在时任总统李登辉领导下出现“台独”情绪，2000年更实现政党轮替，具有独派色彩的民进党上台执政，也给北京带来一定的冲击。
国际秩序插班生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欧美经济和金融市场萎靡不振，中国却相对屹立不倒，且因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被视为中流砥柱。有些舆论开始鼓吹美国衰败、中国崛起的说法。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北京的对外战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积极有为。
现有国际秩序的规则由西方在二战后定下。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插班生，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处处受限。但中国没有放弃参与这些原有秩序中的多边组织，而是努力争取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例如增加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让人民币被承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增派军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西方舆论过去常批评中国在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上没有大国担当，只图搭国际秩序的便车却不愿承担责任。这种论调近年几乎再也听不到了。
与此同时，中国也更加积极创建更高效、更适合自身战略目标的新机制和新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最鲜明例子。中国也通过承办重要多边会议，来掌控国际议程的话语权。
中国也更积极创建与各区域国家“一对多国”的对话及合作机制，例如在2012年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这大大提高中国发展外交的效率。每次会议，既给了中国领导人完整阐述其整个区域的外交立场的平台，又让他们可以紧凑地与参会国领导人分别举行双边会议，用最省力的方式同最多国家保持关系。
驻京外交使节指出，同美国相比，中国领导人更舍得拨时间接待来自大大小小国家的领导人，不吝于以欢迎仪式等外交礼节相待，还让他们带回几个大单，给足面子。这种实际成本不高、形式上的尊重，尤其让来自小国的领导人，更愿意多与中国接触。
去年中共十九大的报告表示，现在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中国外交目的的表述，从改革开放初期求自保的防守态势，变成要造福全人类了。
融入世界过程遇到瓶颈
不过，中国融入世界之路，目前已走到一个新节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融入世界和了解世界。这个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中国能在全球机制里发挥的作用，还远不及美国。从2000年代中期起，中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型的过程，来到了瓶颈。”
尤其在最近一年，中国全国一盘棋、举国办大事、可以不计短期亏损的产业模式，虽然让中国企业迅猛发展，但也因此碰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抵触。
发达国家的企业越来越严厉地批评中国在降低市场准入、营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条件等方面“雷声大雨点小”，知识产权的保护虽然有进步但仍达不到令人放心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越来越警惕，向中国贷款来兴建基础设施，可能陷入得不偿失的债务危机。
李明江分析，既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模式2.0已发展到瓶颈，下来唯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更加开放，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转型至中国模式3.0。
智利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成员国之一。智利总统皮涅拉上个月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透露，中国领导人向他表示有兴趣考虑加入CPTPP。
李明江分析，由于CPTPP是一份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如果中国真的下定决心申请加入，那必然意味北京将对现有的中国模式作出重大改革，这将给中国对外关系创造全新的背景和动力。
他说：“如果中国不改革发展模式，还是能发展和崛起，但会磕磕碰碰。现在的改革开放措施，已不足以应对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可以作出重大决断，从中国模式2.0转型到3.0，很多国际上面对的问题将更容易处理。”
CPTPP的前身是由美国发起，目的是在经贸上平衡中国的多边机制安排。尽管美国现已“退群”，但CPTPP仍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许多分析人士因此不看好中国能加入。
无论是通过加入CPTPP的方式来倒逼国内改革，还是通过其他途径，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世界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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