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10名记者，本月初受广东省官方部门之邀，到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实地采访。从广州、东莞、深圳、中山、珠海一路走下来，粤港澳大湾区在《联合早报》记者心中渐渐清晰，在赞叹其巨大潜力之余，也清楚看到有待政策发力的空间。

一键启动后，扁扁的机器人从“家”里“开”出来，身下的螺旋抹布用力拖地。和市面上的同类产品相比，这款机器人更“聪明”，除了能拖会扫，还身怀绝技——在抹了一段路后，懂得“返家”“冲凉”，把抹布洗干净后再出来继续工作。

“这是世界第一款能够自己把抹布洗干净，真正实现拖地全自动化的机器人。”

年轻的创业者一边介绍，一边演示机器人基站里的“冲凉房”——左右两个水箱如何抽脏水和换清水。结合对地压力和抹布的高速旋转，据说这款机器人拖地一次，相当于人工拖三次。

这里是广东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墙上的展示图文凸显这里的远大志向，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新硅谷”。为迎接来访的东南亚记者团，基地秀出多款研发的新产品，比如能执行物流配送、农业、安保监控任务的户外机器人、水上娱乐设备电动冲浪板等。

记者所见的拖地机器人Narwel，是成立仅三年的云鲸智能即将推出市场的成果。公司海外市场总监李有龙介绍，他们不久前为这款机器人在美国众筹，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也吸引到一些支持者。Narwel年底前将到新加坡福南商场的淘宝体验店登场，海外零售价约700美元。

松山——中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对云鲸智能这样的创业团队来说，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简称“基地”）就是摇篮，业内行话称这里为“早期创业孵化平台”（from lab to start up）。这个基地由大名鼎鼎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大疆科技创始人汪滔的导师、“海归”中国学者李泽湘在2014年领导创建，获得东莞市政府、松山湖管委会的支持，2018年被认定为中国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听基地运营总监杨溪的解释，你能感觉创业的过程一点也不简单：你首先得有一个好的创意，然后设法做出一些样品，接着收集市场反馈，不断总结学习，经历一个“迭代的螺旋式创新过程”，最终你也许会找到一个突破口，确定产品的方向。杨溪说：“我们希望做的，就是帮助这个（创新创业的）过程推进下去。”

基地细分为研究院、孵化器、加速器，对应创业者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对创业团队给予第一年办公室减免租金优惠。基地也有自身的创业基金，会投资于被看好的团队。这里迄今已孵化了50多家机器人与智能硬件创业团队与公司，包括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创业者。杨溪说，“最重要的是吸引世界各地青年加入这个平台”。

曾经号称“世界制造基地”的东莞以生产牛仔裤、机械电器等低端产品闻名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制造业的外移，迫使东莞启动痛苦的转型历程，寻求在产业中注入更高的技术与科技含量。今天，东莞已不再只有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去年8月，中国国家重大基础科研项目“散裂中子源”已在东莞正式投入运行。在中央政府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东莞的使命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而这里的一切，只是粤港澳大湾区巨大活力的一个侧面、一个小缩影。

粤港澳大湾区五大战略定位

本月初，在中共广东省委网信办邀请下，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10名记者，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座城市进行实地采访，参观了国家级重点科技工程、创业孵化平台，以及港珠澳大桥等建成与在建交通基础设施。

顾名思义，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大陆珠江三角洲沿岸、广东省、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形成的城市群，共11座城市。其实，民间学者很早就提出类似理念。2015年，中国中央政府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规划中首次提到“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为中国国家战略。

今年2月，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正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大湾区做出了五大战略定位，包括：“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条件最好 大湾区潜力巨大

对关注中国新闻的读者而言，中国的各种发展规划可谓层出不穷，有的规划提出时轰轰烈烈，几年后就沉寂下来，但受访学者及新加坡投资界人士几乎一致认为，论国际化水平、开放程度、经济活力与交通便利性，粤港澳大湾区潜力巨大，中国各区域中无出其右。

研究港澳问题30余年的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退休教授郑天祥受访时直言“全国就这个区域条件最好”。原因在于，不论京津冀或长三角城市群，都是一市独大（北京、上海），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有三座世界级城市形成合力，在中国实不多见。

根据英国权威评级机构GaWC的2018年世界城市排名，在Alpha（一线城市）级的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香港（排第三）、广州（排第27）、深圳（排第55）都位列其中。这份榜单去年11月发布，榜首榜眼分别是伦敦和纽约，北京排第四、新加坡第五、上海第六。

论基础设施与创新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可谓熠熠生辉，这里坐拥五座大型机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珠海），高校与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云集，第三产业比重达到65%，2018年的经济总量1.6万亿美元。如果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其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可排到12位，略大于韩国。

一名看好该区域的新加坡投资界人士形容，粤港澳大湾区很像德国，既有制造业、科技企业，也有服务业。而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这个湾区对标的是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用较低的土地和人口占比，贡献了美国和日本相当大比例的GDP，同时扮演全球经济的中枢与引擎。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不能“独善其身”，它要带动全中国发展的责任也不言而喻。在中国的现实需要中，粤港澳大湾区还肩负促进内地与港澳融合，帮助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目前过度倚重博彩业），以及为香港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机会，融入内地的重要政治使命。

所有冒险家都在深圳

提到粤港澳大湾区，不能不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先行者，与香港仅一湾之隔的深圳。

1980年代，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对外开放的热土，历经2000年那段时期的彷徨期，近年转型成功，成为中国科创企业与风投资金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华为、腾讯、新能源车企比亚迪等中国乃至世界著名企业，都从深圳发家；2006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汪滔在这里创立的大疆科技，今天已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中的七成。

汪滔是杭州人，师从香港科大教授李泽湘并在他的提携与合作下创业。本文前述的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也是李泽湘领导成立的孵化基地。在深圳，李泽湘也携团队领导着另一孵化基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

深圳传奇进行式从未停止

走在深圳街头，很容易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明朗与活力，地标建筑高耸入云，传达了现代化的气息，也反映了土地稀缺的现实。

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中国第一，甚至超过了香港。相对于香港崇尚本土文化，深圳却是移民城市，汇集着五湖四海的打拼者。深圳也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市民平均年龄是33岁，香港官方公布的居民年龄中位数则是43岁。

走进企业总部或规划馆，来访者经常听到“市值增长多少多少千倍、万倍”的故事，反映这里谱写出的各种绚丽传奇。

这个传奇还在进行式。比如，2010年，深圳前海获中央政府支持，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2015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正式挂牌成立。当地政府自豪地形容前海是“特区中的特区”，是“最浓缩、最精华”的核心引擎，是打造中国梦的“梦工厂”。

采访“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的同天早上，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任王锦侠在座谈会上感慨地对记者说：“各位所在之处，九年以前还是一片海水，六年前才允许企业注册，这里六年多发生了沧海桑田般巨大变化……我们从一片海水、从零起步，画出了最美最好的一幅画。”

他举出多组数字，说明面积仅28.2平方公里的前海片区的亮丽成绩，比如：2018年注册企业增加值达到2550亿元人民币，增长25.6%；实现税收收入4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3%；今年上半年，片区实际利用外资达到25.3亿美元，增长12.1%，相当于中国全国3.7%。据说，这里也成为粤港合作最紧密、最成功的地方，港资企业在前海注册已累积约1万2000家。

深中通道开通“深圳后花园”

应对深圳土地不足问题，在建的深中通道将把深圳市和中山市连接起来，2024年通车后，从中山市到深圳机场的时间将从两小时压缩到20分钟。中山未来将成为深圳的“后花园”，在中山翠亨新区的房价，据说已明显上涨。

资深投资界人士对《联合早报》分析，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效率，秘诀是看其GDP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的比例。这个比例在深圳非常高，深圳市政府收入“富可敌省”。用中国网民调侃的话说，全世界的消费者购买华为手机，都是在给深圳交税，也因此，当地政府没有理由或需要去过多地干预企业与市场发展。

由移民发展起来的深圳市被形容为“自带创新DNA”，创业的激情，让当地人偏爱以带文艺腔的标语来展示海纳百川的豪情，比如：“来了就是深圳人”“回来了就努力留下来”，还有言情小说式的“我在深圳等你”。

不具名的受访者悄悄点评：“所有冒险家都在深圳，成功者、失败者都在深圳，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吗？”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功能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列下了11座城市，其中粤港广深是中心城市，其余七个是节点城市，各有不同的功能定位。

比如，香港的功能包括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等。

广州的功能是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

澳门和深圳的功能定位，前者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后者是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等。

在节点城市中，中山市被要求加强和澳门的联系，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东莞的定位则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等。

香港位置怎么摆？

除了规划纲要细节不足以外，粤港澳大湾区眼前还有更严峻的问题。香港今年6月持续至今的社会抗争运动，已经明显影响中国中央政府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布局。反《逃犯条例》抗争爆发后，东方之珠的前途一夕变得黯淡，旅游业餐饮业一片哀鸿，资金开始往外撤离。

在中央政策的层面，香港抗争带来的第一个重要改变，是中央政府发文宣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国股市的深圳概念股应声而涨，政治触觉敏锐的投资者立即捕获这样的信息：中央有意让深圳取代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郑天祥受访时分析，反修例示威将明显拖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央规划2022年基本形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的时间表恐怕将延后，香港的地位也受到影响。

他说：“原来的设想，大湾区同港澳融合，由香港来带头，现在它肯定带不了头了，不衰落都已经算好。”

香港成为“战场”后　中国做好两手准备

各种信号显示，北京一点都没有轻忽香港当前的这场抗争，问题的关键早已不只是港人对港府和北京的不满，而是牵扯到整个中国崛起的战略，美国已然把香港变成了贸易战之外，另一个遏制中国的“战场”。

郑天祥指出，香港这次的问题“是比较严重”，因为中美战略较量处于新阶段，中美之间出现全面战略对抗的苗头，中国并不希望对抗，但是形势逼人，中国也不得不想好对策。

他分析，美国的最后一张牌是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中国政府如今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希望美国不会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比较有耐心地应对；另一方面，像离岸贸易、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建设，会让深圳加快推进，避免陷入被动。

郑天祥指出，香港每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400亿港元，美国对此也是“很心疼的”。“如果北京出动军队到香港，美国就有借口，但中国也吸收了历史教训，不会再有一个六四事件”。万一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真的取消了，中国可能把一部分贸易搬到澳门去。

他说：“澳门以前只有博彩没有别的东西，现在中央下决心扶持澳门，四个中央实验室都放在澳门，还盯着它的科创发展。”

“大陆须做到真正开放”

对于香港的未来，郑永年认为，香港有着此前殖民政府百年的贸易中心与金融业积累，地位不会被其他城市取代，也没必要取代，大家“只能是互补”。

香港的抗争会拖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吗？郑永年说：“我觉得没关系；首先大陆方面开放，真开放。不要老用硬的方法去拉人家，强扭的瓜不甜。你要用经济诱因，广东有就业机会，在香港又找不到工作了，我不相信香港人喜欢天天去游行，你能游行几年？哪怕是台湾，台湾人照样往大陆跑，你大陆就是真正的做起来，真正的开放一点。”

吸引港青就业　大湾区政策有巨大空间

中国中央政府推出大湾区的构想，其中一个重要使命是为香港青年提供创业、就业机会，但成效还不够显著。《联合早报》记者本次采访中，见到在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大陆青年演示新产品，他们坦承科大的香港同学到大陆创业的不多，原因估计是“待遇不够吸引力”。

客观而言，广东地区的薪金水平依然低于香港，再者中国大陆的税率又高，个人所得税比香港高出近30个百分点。到今年上半年，“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政策才刚在广东大湾区九个城市落地，而对港青在大陆安家落户的住房政策、社保等配套都没跟上，对港青的吸引力当然不足。不过，这恰恰是政策能够发力的巨大空间。

对此，郑永年指出，在鼓励港青在大湾区实现就业方面，大陆可以推出更多鼓励性政策和诱因。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多年经验证明，凡是企图改变“两制”的做法肯定失败，“这样情况下，你要问的不是怎么改变两制，而是一国能做什么？那就是加法（让港人同时享受香港与大陆的福利），而不是减法。”

他也强调，粤港澳大湾区要发展，不要一心以为把粤港澳三地整合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搭建国际平台，吸引欧美和国际资本。“如果你只是针对香港、台湾，肯定死路一条，大家都不来。福建的平潭就是一个例子。粤港澳大湾区如果欧美人来了，香港、台湾人都会拼命来，你要是专门留给他，他反而说是一个陷阱。”

赶超新加坡　深圳竞争对手改变？

从世界的客观规律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好了，欧美资本“一定会去”，关键是要做到真正的开放、透明、法治，不是只是纸面上的开放。

有本地商人告诉《联合早报》记者一个小故事：深圳被中央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后，一名当地企业高管的第一反应是：“嗯，我们下星期到新加坡考察。”

随着香港社会抗争导致深圳地位被突然拔高，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管相信，深圳的对标对象已不是香港，而是新加坡；换一种说法，深圳已将新加坡视为竞争对手。

本次采访行程中，《联合早报》记者就接连听到几名深圳官员赞扬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并表示深圳正在努力学习。记者也听说，深圳高级官员曾半开玩笑地给下属出考题：深圳能不能跟新加坡做得一样好？今后有了中国国家的支持，深圳是不是可以做得比新加坡更快、更好？

本地商人：新加坡不可停步不前

一直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本地商人提醒，新加坡切不可自满，停步不前。深圳在法治、金融体系等许多方面都明显比不上香港，但是如果中国被迫需要利用深圳，是否就会下定决心在法治、透明度等方面做出实质改变，增强外资的信心？同样的，外资是否也会被迫考虑深圳作为一个选择？

他说：“我们要想一想，41年前当中国一无所有的时候，深圳都可以发展成这样，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实力，你想它会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什么样子？”

粤港澳大湾区隐忧

中国有句话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广州、东莞、深圳、中山、珠海一路走下来，粤港澳大湾区在记者心中渐渐清晰起来。然而，它和想象中的“世界一流湾区”，感觉又还是有些距离。

受访学者指出，当前的症结在于，湾区的发展虽有了中央的顶层设计，但是地方规划没跟上，缺乏细节，制度的互联互通也远远不足。

郑天祥就语带焦虑地说：“纲要是中央的、理念性的，真正要落实落地，地方每个市应该要做出自己的规划，要很具体的。”

郑天祥曾担任广州市政府政策咨询顾问，如今受几个地方政府邀请，“一个一个”规划地帮着设计。

基础设施只是“物理反应”

多次在珠三角考察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也强调：“顶层设计是属于中央，细节应该是属于地方。现在制度上的互联互通远远不够，交通的连接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就说港珠澳大桥造好了，有牌照上桥的车只有1万多辆，这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零零星星的，成本能收得回吗？”

郑永年具体指出，大陆、香港、澳门的三个关税区，以及三地的企业制度，税收制度都还不统一。他进一步分析，制度设计要产生新的机制，形成“化学反应”，粤港澳大湾区这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让人赞叹，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基础设施只是“物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