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富人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的供给责任，在福利的供需方面，普罗大众也有必要自省本身的需求。需索无度的结果，必然是全民负担的剧增，因为政府的开支就是纳税人的钱。

今年宣布的立国一代配套让我的父母都受惠，算是弥补了父亲因为一年之差，就与建国一代擦肩而过的小遗憾。

为多一代国人设立配套，提供医疗费用补贴、社保援助计划扩大、第二次的组屋翻新，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主旋律，是政府接下来会更慷慨拨款，协助国人应付生活费压力。父母受惠，身为女儿的我当然开心，但务实的脑袋不由自主地浮现了“钱从哪里来”的思索。

李显龙总理并没有扫兴地提买单的事，但想必国人都没有忘记，今年初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发表新财年财政预算案声明时，已明确说明消费税将在2021年至2025年间上调两个百分点至9%。只是不太清楚的是，财长在宣布增税时，立国一代配套是否已纳入计算中？如果我们相信人民行动党政府向来高瞻远瞩的作风，如此大笔的开销不可能没有预先盘算，毕竟财政部已经估算，政府未来五年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将大幅增加。

不过，推行时间点更久远的第二次家居改进计划，到时如何支付，恐怕就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了。别忘了总理也宣布让在1987年至1997年之间建成的约23万个组屋单位，受惠于第一次家居改进计划。可想而知，下来数十年，政府需要投入在组屋翻新的资金将源源不断。当第二批符合第一次翻新资格的组屋完工后，就轮到第一批老组屋进行第二次翻新。总理自己也指出，更老旧的房子翻新成本更高，政府以继续承担高达95%费用的做法，花费肯定更多。这么多项目需要花钱，到时单靠每年额外征收的两个百分点消费税，够用吗？

纵观政府近几年推出的各种新措施，所提供的福利覆盖面已经逐渐从低收入、中低收入，扩展到了中等，甚至中高收入阶层。例如建屋发展局提供的公积金购屋津贴，把家庭月入门槛定在相当于新加坡家庭月入中位数的8500元；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也为家庭月入超过7500元的夫妇，提供每月300元的育儿学前教育津贴。建国一代到立国一代配套，以及社保计划扩大到所有慢性疾病患者，更是让全体国人无论收入多寡，都获得一定的福利。

从照顾国民、维持社会凝聚力的角度，这无疑有强化新加坡身份认同的正面作用。但从财政的可持续性来看，当援助面变得更广更泛，对资源的需求难免更大；除非饼做大了，否则不可能够分。新加坡尽管这几年已推行更累进式的税制，但政府始终不愿更大幅度地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包括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等，主要担心这会削弱新加坡作为投资和居住地的吸引力。因此政府转向征税面更广，也就是由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来分担的消费税，并补助低收入者来缓解消费税的累退本质。

纵使最贫困者获得最多援助的原理不变，这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中等收入者获得的补贴，其实也就是来自本身的税务贡献。然而，消费税附带一定的政治代价，上升空间毕竟有限，若政府对于售地所得以及储备金的运用限制仍不准备松绑，如何持续应付日益增加的开销，是个很实际，也绝对需要全民认真探讨的问题。

半个世纪前的新加坡，绝大部分人都贫穷，国家也没什么钱，在那个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的年代，社会契约就是大家靠自身努力推进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进步。如今，大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国家有了更多资源，却也不知不觉地越给越多，财政负担与日俱增。在这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现在的社会契约是什么？

如果在持续强调自食其力的同时，我们也要推崇一个更有温情、更多互助的社会，或许是时候让社会更开诚布公地讨论富人需要负起什么社会责任，以及可以再为资源的重新分配贡献多少？我国针对各项课题办了不少对话会，但鲜少看到讨论富人社会角色的共同平台。或许是考虑到课题的敏感性，但若能灵活安排，这样的交流有利于促进社会共识。面对老百姓觉得政府应对富人加征更多税，富人怎么想？我们听到的往往是政府的说法，而不是个别阶层自己的想法？富人如何看待大众赋予他们的社会责任？这些答案对于形塑新一代社会契约，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除了富人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的供给责任，在福利的供需方面，普罗大众也有必要自省本身的需求。需索无度的结果，必然是全民负担的剧增，因为政府的开支就是纳税人的钱。因此要确保国家财政的可持续，不只关乎哪里开源，也在于全民是否懂得适度地控制要求。如果每个人都只会抱怨自己没有受惠得利，缺乏自觉性和大局观，政府有再多的资源也无法满足这样的社会。

明年是新加坡开埠200年，从英殖民地时代到自主独立，我们一直是个自强不息的社会。就算富裕同胞愿意为社会的共善贡献更多，每个人还是不应失去那份自力更生的骨气，因为最后买单的还是我们自己。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数码总编辑 angyt@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