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断推出的惠民政策终究有极限，当社会需求越来越大，越取越多时，我们应该对所有资源抱着忧患意识，让“回馈社会”成为新加坡人共同的价值观。

新加坡一直以唯才是用的制度为豪，确实在过去50年里，以才干来举贤与能，是这个人才稀缺又缺乏天然资源的新兴小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唯才是用无疑是比较公平的制度，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滴水不漏的。教育部长王乙康就说过，随着家庭更富裕，家长不惜投入资源栽培孩子，使得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有不同起跑线，慢慢地这个制度就变得不太公平了。

加剧这种不公平感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中等收入这一层虽然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也有能力不惜成本地给孩子最好的一切，与此同时又因为在孩子教育这方面开销很大，加重生活负担，感到压力。家庭收入增加了却不能让自己过更有素质的生活，因为要不断追赶市场上新推出的各种新课程、产品，为的是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上个星期天，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把符合额外托儿津贴资格的家庭月入顶限从7500元调高到1万2000元。这项措施原本是让每月工作至少56小时的在职母亲每月有300元的基本托儿津贴，家庭月入在7500元以下的还可按月入获得100元至440元的额外托儿津贴。

托儿津贴上一轮调整是在2013年，当时我国家庭月入中位数是7872元，平均数是1万0469元，到了2018年，我国的家庭月入中位数已经提高到9292元，平均数则是1万2137元。从数字来看，这一轮调整不仅考虑到随着通货膨胀带来的成本上调，也考虑到为中产阶级纾困，让他们手头松一些可以提高生活素质，或者为将来储蓄。

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助学金增加，把可申请的家庭月入中位数也提高到60％，同样地，最能感受到好处的是收入不高不低的夹心层家庭。

大专助学金的新措施也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没有人会因为出身的关系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是学费很高的医科，只要愿意而且有能力，年轻人可以敢敢去圆梦。

当我们在为这些惠民的措施欢呼时，也应该思考这种好的政策怎么永续存在？单单靠一个很懂得控制财政预算以及经营国家财富投资的政府，就能确保制度能够长久延续吗？在全球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今天，依赖全球市场的新加坡难以避免地要不断面对中等收入群被挤压的困境，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都尽量灵活地调动资源，做出政策调整以减轻这个群体的压力，以保持一个有足够体量和活力的中产阶层。

政府不断推出的惠民政策终究有极限，新加坡这个岛国没有取之不尽的天然资源，政府的每一分所得都是通过人民的经济活动以及过去累积的财政资源得来的，当社会需要越来越大，越取越多时，我们应该对所有资源产生忧患意识，让“回馈社会”成为新加坡人共同的价值观。那些接受了上一代累积的财政资源，得以念书圆梦的人，到了社会上工作也要能回馈社会，帮助未来的人圆梦。

“回馈”也是一种资源循环的概念，而这恰恰也是年轻一代重视的课题之一。

在国庆群众大会之后，我问了好几个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什么课题最能引起共鸣。那些有孩子或者准备生儿育女的关心的自然是托儿津贴，而那些还单身的最关注的是新加坡下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

据说现在办活动，礼包里最受欢迎的东西是可循环使用的吸管，可见资源循环已经像时髦商品一样普遍被人们接受和追捧。虽然我觉得不用吸管更环保，但是既然循环和环保的概念已经深入年轻一代的心，我们就更应该全面推动“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社会资源再循环的观念。

社会资源再循环概念，其实也贯穿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治国理念，每一代人要给下一代建立新的理想社会空间，在这个小岛国难免需要回收一些前人用过的空间。

如果半个多世纪前我们绝大部分人的祖父辈在为家庭三餐温饱头痛时，这个岛国上大部分的土地已经被当时星洲头家永久占有，那么今天的年轻人还能以平均五年以内的年薪购买一套组屋吗？更不用说在岛国南部濒水地区建政府组屋了。这些地早就控制在财团手中，只能在巨富圈子里循环了。

回想起这两年学术界热议的不平等课题，新加坡看来已经找到了回应。对收入的不平等，政府可以用财政津贴尽力让每一个孩子不输在起跑线；对代际间的机会不平等，则要加强社会资源不断循环的观念，让每一代人都有可盼望和可实现的梦想。

有人说因为这看来是下届大选前最后一次国庆群众大会，政府当然要端出一盘好菜取悦人民。政府是靠公民一人一票选出的，在选前显示政绩和强调治国理念也是很自然的事。人民在取得与付出也必须有所平衡，这种集体素质的培养，才能确保新加坡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的领导下，能够善用所有资源，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hanym@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