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0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G20）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这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四次会晤，中印关系的发展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莫迪政府对华关系模式有否存在某种规律和模式？答案是肯定的。

在国际政治领域存在着“地区平衡模式”“大国平衡模式”和“不结盟模式”等多种政治权力平衡模式。“大国平衡模式”指的是借助某大国的强大实力，即通过“搭便车”的模式抵消或平衡国际社会，尤其是区域内地区强国的威胁，从而实现战略发展。“不结盟模式”强调在“利益对等与互不侵犯”基础上实现战略自主。

而“地区平衡模式”则实现两者优势互补，既发挥战略自主，避免过于依赖大国，而导致自我立场和利益的折损，又可以借助与某个强国联盟以制衡对手对自己的威胁。莫迪政府对华关系模式体现为“莫迪主义”指导下的“地区平衡模式”。

关于莫迪政府的“地区平衡模式”，有四个基本问题需要明确并加以诠释，即莫迪政府实施“地区平衡模式”的原因、表现、作用以及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莫迪政府实施“地区平衡模式”的原因，大致可以总结为党性和个性赋予、环境态势变化、国际权势转移及印度大国需要。党性和个性赋予，即印度人民党自身的党性和莫迪自身的个性的赋予，其“实用主义”的理念，既可以避免落入印度国大党“不结盟政策”的传统窠臼和中美对抗大国政治的悲剧，又可以避免因自身力量不足引起影响力的式微和战略定力透支。

外部环境的演变，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利益和战略边疆的延伸和扩展，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的战略空间和利益构成挤压和损害，而中国在克什米尔和领土纷争等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使得印度尽量避免刺激中国，此种情况下，“地区平衡模式”相较“大国平衡模式”具有更多灵活性和周转余地；国际权势转移，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相对衰落，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均是公认事实。

但是未来的权力转移依然存在变数，冒然的“选边站”存在风险成本和沉没成本。将印度定位为全球有影响力和领导性大国，是莫迪政府的主要战略目标。在实现大国过程中，若要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和核供应国集团席位，没有中国的同意和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莫迪政府实施“地区平衡模式”的表现，可以总结为域内自我积极作为和域外联合势力对抗两方面。首先是域内自我积极作为方面，更多体现为对“门罗主义”版“英迪拉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即杜绝和不容忍域外大国对地区内（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任何国家的干涉行为。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发展，和南亚国家对与中国合作的友好态度，印度背后不断使用伎俩，干预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等国的大选和国内事务，造成这些国家政治进程陷入沼泽。

阿根廷G20峰会期间甚至有报道称，印度正在考虑向马尔代夫提供10亿美元贷款，帮助偿还欠中国债务，条件之一就是马尔代夫同意疏远北京。同时，印度不断向俄罗斯、美国大量采购军备，加强在东印度洋、巽他海峡、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巡逻和监视。其次域外联合势力对抗方面，印度不断推进“北上政策”“东进政策”和“西联政策”，将欧洲、东亚和东盟国家列入其“印太愿景”蓝图和战略规划中。

印度先后和法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英国海军在印度洋进行军事演习、与印度尼西亚海军举行有史以来代号为“海洋力量”的联合演习，宣称将印度洋地区视为不归属于一个战略或一个拥有有限成员的俱乐部。

关于莫迪政府实施“地区平衡模式”的作用，可以总结为“参与－领导－团结”，即大国之间谋求自主、小国之间谋求霸主、中等强国之间谋求地主。大国之间谋求自主，与“大国平衡模式”不同，“地区平衡模式”不要求对中美大国之间的争议作出承诺；可以同时保持着与双方继续进行政治参与和经济合作的灵活性；避免被拖入中美两国合作伙伴的纠纷中。同时，有助于在国际组织或机构中获得中美两国共同政治支持；避免依赖强大的合作伙伴，以减轻利益冲突。

莫迪政府更加关注地域平衡

小国之间谋求霸主，“大国平衡模式”和“不结盟模式”严重忽略了借助小国的力量，国际民主化和平等化演进使得小国联合的力量变得凸显，采用“地区平衡模式”可以寻求其力量支持，进一步增加其国际话语权，形成国际支配权；“小国无外交”的现实使得弱小国家不得不攀附于域内强国而非域外大国，以实现自我利益；相互增加战略纵深和战略缓冲。

对于印度而言，对小国尤其是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的支配权，可以增加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空间，于两国而言，则可以增加其战略纵深和战略选择，小国在域内强国（主要指中印）之间的“大国平衡模式”成为印度“地区平衡模式”的关键性基础和条件。

中等强国之间谋求地主，作为南亚霸权，印度虽然持有开放合作态度，但前提是认可印度在域内的支配权和领导权以及他们的行为，不会损害印度利益或者他们的行为接受印度的支配和约束。日本、韩国、东盟国家和部分欧洲国家，不断增加在印度洋领域的势力范围，其终究以印度为核心开展活动。

关于莫迪政府实施“地区平衡模式”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人口规模的宏大、地理位置的接壤、地缘政治的敏感、经济体量的较量、民主体制的差异等多因素影响，使得中印之间在颇多问题上存在认可和接受困难。但基于现实考量，双方必须以互相促进利益、降低或减少对抗程度为根本。

相较于“大国平衡模式”和“不结盟模式”，“地区平衡模式”所特有的“域内问题域内国家解决”和“避免区域问题国际化和政治化”的特点，使得双方对“地区平衡模式”的接受韧性和认可度更大。

对中国而言，对印度最大的政治诉求，就是不要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联合围堵遏制中国。面对美国试图包围中国提出的“印太战略”，莫迪政府并没有如西方媒体所预见那样批评中国，反而坚称，“当印度和中国共同工作，互相信任且自信，尊重对方的利益，亚洲和世界将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印度并不认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是一个战略地区或一个成员有限的俱乐部，也不是一个要支配别国的组织”，“而且我们从不认为它是针对某个国家的。”显然，莫迪政府更加关注地域平衡而非大国政治博弈。

这种“地区平衡模式”对中国不会形成实质性威胁或危害，因此也容易得到中国的理解和接受。中印双方领导人多次会面，促成历史性会晤则是明显见证。对于印度而言，对中国最大的政治诉求就是不影响其利益空间和实力范围，并帮助印度实现大国权力地位目标。显然，“大国平衡模式”将会激化中印矛盾，同时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供应国集团成员的身份，迫使印度不得不寻求“地区平衡模式”。

这一做法取得的效果明显。中国对支持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改革和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态度有所缓和，同时邀请印度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双方还在边境等问题上不断达成共识，两国高层军方联系热络。

相较于“不结盟模式”强调的“战略自主”的国际无作为旧有外交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印度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的诉求，同时印度自身体量的因素和大国博弈风险难以预测等风险因素，使得印度采取“大国平衡模式”具有过于激进性和不可行性。

面对“印度大国梦”实现的需要，印度不能再做“藏在老鼠后面的大象”，同时鉴于大国博弈地缘风险的现实，印度也不能做阵营对抗的“急先锋和跟随者”，只有在自身体量足够强大、国际权势转移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方可实现外交政策的“范式转换”。在此之前，“地区平衡模式”或许将成为印度处理与大国关系尤其是中国关系的重要模式。

（作者赵长峰是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杜志远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