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者正在迫使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加深，特别是长期以来，明显对国际法律和机构充满本能蔑视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但这也被比较主流的政客所利用，包括在最多边机构欧盟中的一些政客。欧盟的内部政治动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民粹主义一词仅仅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反动政客所使用的一种竞选手段。因此，它作为一个政治称号的影响力已随着使用而减弱，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后的这些年里。一旦掌权，民粹主义者仍必须按照选民的喜好治理，否则就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中落败。
以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为例，它于2018年6月上台，是意大利执政联盟的高级伙伴，但此后在一系列地区选举中失利，选票较一年前减少了一半。选票减少并非因为选民对五星运动民粹主义政策方案感到失望；毕竟，它成功兑现了为求职者提供基本收入的承诺。相反，五星运动加入联合政府，因其执政伙伴、右翼联盟党（League）的强烈民族主义言论而蒙上一层阴影。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印度总理莫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以及完美幸存者、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和五星运动不同，这三人都以民粹主义为竞选策略，但以强硬民族主义策略治国。在4月9日（以色列）、4月11日至5月19日（印度）和5月13日（菲律宾）的选举中，这一民族主义方针将受到考验。
莫迪、杜特尔特和内坦亚胡都分别利用了对巴基斯坦恐怖袭击、贩毒集团和哈马斯火箭的恐惧，以及对民族自豪感的诉求。他们宣称的目标是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加强民族国家，抵御国内外的威胁。他们不太重视国际机构或法律，即使他们真的有考虑到国际形势，通常也是从与美国以及/或者中国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多边主义的视角去思考问题。
4月17日举行的印尼总统大选也有类似的问题，现任总统佐科和他的对手普拉博沃都可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区别在于，佐科在印尼和东南亚都有着五年的领导政绩，而普拉博沃则延续他在2014年的策略，更多地将自己定位为杜特尔特式的民族主义者。
欧洲的政坛虽有所不同，但关键的分歧却惊人地相似。民粹主义和疑欧派这两个词，并不能真正解释西班牙声音党（Vox）、奥地利自由党和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AfD）等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它们也不足以令人理解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PiS）的政策。
平心而论，这些政党都是民族主义保守派，而且普遍反对移民。但在不断提及“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它们是在利用文化而非军事或地缘战略上的恐惧。因此，如果极右翼在4月的西班牙大选中取得重大胜利，接着又在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就因此以反欧盟现象视之，并不是看待它的正确方式。
权力的天平向民族主义右翼倾斜，代表着对欧盟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而不是英国脱欧式的彻底否定。这预示着进一步远离一体化，转向以临时性政府间方针解决跟移民和法治相关的问题。布鲁塞尔发布的自上而下政策的范围将大大缩小。随着个别欧盟成员国开始对俄罗斯、利比亚和其他第三国推行自己的政策，各国就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进行协商的努力也将大打折扣。
因此，别管民粹主义了。今年的选举，以及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真正竞争，将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展开。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移民流量增加，以及过去金融危机的压力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问题在于，呼吁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否仍能赢得选民的心，平息他们的恐惧。在没有美国的领导，以使这个想法有实现可能的情况下，答案谁也无从确定。
作者Bill Emmott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前主编，著有《西方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West）
英文原题：Springtime for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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