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选举总是很热闹。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国民党内初选胜出，台北市长柯文哲马上放话酸他，说韩国瑜是“草包”，韩流很大一部分是loser。

被媒体追问后，柯市长又赶紧找补说，韩流现象有其背景，并非韩国瑜个人的原因，韩已成为穷苦大众的代言人。就像近期香港事件，也不是因为一条法令，让超过百万人上街，自有它的背景，好比丢一根火柴，如果没有汽油也烧不起来。

柯市长酸韩市长，却道出了：台湾、香港的庶民阶层，近年来积蓄了太多不满。要说，底层的窘迫、中产的沉沦，似乎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常态”。不单港台如此，美欧亦不能外。所以才有茶党、“黄背心”等庶民运动，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与政治的极化。特朗普之类的政治人物，也借着庶民的不满，一跃而起。大环境如此。然而，港台的庶民，在这大背景之下，又有着各自的不幸和不满。

在台湾，是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当家，过度的政治动员和蓝绿恶斗主导了社会生活。不拼经济、拼政治，也有无奈。面对大陆快速崛起，如何抵御对岸的影响，保持自身独立，维系民众身份认同，已成为台湾绕不过的话题。政治人物将两岸关系作为选举“狗哨”和施政主线，往往得心应手，受益多多。即便加剧了社会割裂，贻误了民生议题，也在所不惜。经济好的时候，大家不觉得，甚至跟着嗨。待到不景气，底层苦苦哈哈的，自然心生反感，盼望政治人物少搞无谓纷争，多接地气，为大家做点实事。

在香港，则是经济结构的畸形与社会结构的固化，底层青年深感无望、愤懑。高薪酬的行业难以企及，争不过本港和外来的接受过精英教育的青年。从事一般行业，又难以跨过供楼的门槛。港青反感内地青年揾食，却忘了香港想建设“亚洲金融中心”，自然须面向世界吸纳人才，直面全球金融精英参与竞争。

但是，港青的际遇只是自身不努力、咎由自取吗？他们的反建制只是无厘头情绪，后者就没有责任吗？如果说，改造畸形经济结构，这件事，建制派和精英政府没有力量去做；那么，打破香港教育的阶层壁垒，让更多底层青年可以接受优质教育，提升竞争力，更好匹配金融等高薪行业，这件事，港府是不是本该做得好些？

前些年所谓通识教育，起到了提升青年竞争力的作用么？还是花拳绣腿、误人子弟？究竟是谁之过？进而言之，畸形的经济结构难以改变，是谁在守护其利益，为之代言？又是谁为了维护稳定而默许之？这些都需要检视和检讨。仅对闹事的港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远远不够的。

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富差距拉大，正需要有效的政治运行加以克服。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产业竞争力、适度再分配，有效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政策，平衡各阶层利益，这些都是政府无法推托的责任。而沉迷意识形态纷争、党派恶斗，或者因循守旧的政治，都无力解决问题，无法让庶民满意。林郑上台之后，事不避难、志不求易，本是很有作为的气象，谁想此番误判情势，栽了大跟斗。这种误判，恰恰折射出建制精英不接地气、不懂庶民的弱点。

从港台回望中国大陆，庶民的境遇和心态，近年来又如何？大陆幅员辽阔，经济民生差别很大，又缺乏选举等平台集中展示民意，加之网络有收紧，所以观察、概括都不大容易。

所幸，大陆贫富差距虽然也在扩大，但此前长期的经济繁荣，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有很大改善，相当程度上淡化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相对剥夺感。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长期是民生痛点，特别在一线城市，被戏称为“新三座大山”，但政府还算积极作为，让百姓看到一些成效和希望。在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上，与港台差距还不小，这也是底层群众颇为反感的。

然而，随着经济下行，就业问题可能凸现，普通群众生活的改善会不会变慢，进而对贫富差距拉大更敏感？各级政府是否仍有充足财力，继续实施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政策，以避免矛盾积累激化？抑或及时出台更有效政策，调动社会资源解决民生问题，以弥补政府财力的下滑？

至于大陆庶民的心态，更值得关注。因庶民运动的兴起，在情绪和主张上往往走极端，且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大陆年长的普通民众，仍有很强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传统，爱平等远甚于爱自由。而底层青年（网络上称之小镇青年，因他们多出身于县城和小镇），未经历改革之初的艰辛曲折，只看到经济腾飞，因此有极强的民族自豪感，对大国崛起、展示军事硬实力十分有感，大多是天生的鹰派。

这些心态，都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在改革中获益更多的新社会阶层，大不相同。庶民与精英阶层，对近年来许多内政外交举措，观感评价就颇不一致。因此，一旦普通民众因经济不佳而积聚较多不满，很可能释放巨大力量，干扰甚至扭转既有方向。

庶民的不满，几乎是全球性的，但政府却不能以此开脱撇清。港台民众的不满，与大陆有种种牵连，而大陆民众的不满，又能归咎于谁？特朗普？还是各自埋下头，走基层、顾庶民，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正道。少些无谓纷争，少些意识形态，少些折腾，少些精英的傲慢，必定有帮助。

（作者是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