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律师友人遇到了一桩戳心事。原来，他培养多年、很有能力的徒弟突然辞职了。
徒弟辞职，不是因为对律师行不满，而是觉得工作内容与专业渐行渐远，得向新客户孔雀开屏一般地拉生意。开源的压力，还不只关乎自己，更关乎羽翼下一群“嗷嗷待哺”、现阶段只须埋头苦干的初级律师，有些刚组织家庭供着房。徒弟觉得自己不擅长做销售，也不愿为一村人的生计犯愁，于是辞职减薪三成，到一家公司稳稳当当地去做企业内部法务。
友人感慨，一众以硬本领吃糊的专业服务，如建筑师、审计师和咨询师等，在基础和高阶阶段的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越往高处走，越是不一样。若没做好思想准备，在职业生涯不同阶段中打造新能力，容易半路下车。
须要从硬实力进阶至软实力的工作，又何止专业服务领域？
相识的发展商高层说，自己忙到只剩嘴巴，每天从一场会议跑到另一场，用嘴巴来开会、决策、沟通和谈判。
媒体工作也须具备销售能力。有经验的记者须向上层推销自己的新闻点子和新闻视角，表达为什么值得报道，也须吸引读者注意，表达为什么自己的新闻内容值得阅读。他们还须经营专线、打造声誉，以吸引和说服独特的采访对象受访，并把最新信息或观点转换成独家内容。
无论哪行哪业，过去有不少深耕垂直领域的新加坡人，经过多年磨炼，晋升成为企业最高层。根据商业杂志“CEOWorld”统计，新加坡高达68%的总裁由内部晋升，比率在全球为第六高。
上个月，星展集团宣布，明年3月迎来首位女掌舵人陈淑珊。她将接替已领导集团15年的现任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成为首位从集团内部晋升的新加坡籍接班人，预计带来新气象。
新加坡商业人才辈出，或许也促使不少跨国企业以新加坡为主要亚太据点。
最近，笔者的同事通过“总裁会客室”栏目，采访到不少在大型跨国企业中担任要职的新加坡籍总裁。例如，日本第三大银行瑞穗银行（Mizuho）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负责亚太区业务，而瑞穗银行新加坡总裁骆晓冰是该行首位新加坡籍女总裁；法国电子巨头泰雷兹（Thales）也以新加坡作为亚洲区域总部，由新加坡总经理陈真慧掌舵。
商界顶尖人才有断层隐忧 政府伸出“有形之手”调控
然而，新加坡仍存在商界顶尖人才断层的隐忧，也应运一些“有形之手”的调控。
2022年，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支持下，由人力资本领袖学院管理的新加坡领导网络（Singapore Leaders Network）启动，旨在培养能够应对日益复杂商业环境的企业领袖，并帮助他们向资深领袖汲取宝贵经验。
今年，政府又进一步推出国际化商业领袖计划（Global Business Leaders Programme），支持关键企业派遣具领导潜力的新加坡中高级管理人员到海外任职，拓展国际视野和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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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少顶尖新加坡籍企业领袖，更多是靠实力和来自“无形之手”的机遇走向成功。耳熟能详的例子包括周受资，他从投资人一路成长为字节跳动的首席财务官，再到TikTok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据理力争，一战成名，也因此被全球民众熟悉。
凭借巨大影响力号召力 商业人才成为“行走的GDP”
这样的商业人才，或许走出来就是“行走的GDP”，即可凭借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通过自身的行动和选择，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巨大影响。本周，世人就见识了一桩实例。
OpenAI共同创始人和前首席科学家的苏茨克弗（Ilya Sutskever）自6月19日宣布另起炉灶，创办名为“安全超级智能”（Safe Superintelligence）的初创公司后，星期三（9月4日）在官网上以一句推文，宣布完成10亿美元（约13亿新元）的融资。
也就是说，开张仅11周、还处于混沌状态的“空壳公司”，直接越过“独角兽”（10亿美元市值）门槛，据悉估值已达50亿美元（约65亿新元）。相比之下，OpenAI成立九年，微软累计向它投资130亿美元。
重点是，苏茨克弗从一开始就表明要创立一个纯粹的研究机构，以一步到位创造“核安全”级别的超级智能，而直到实现这个愿景前，公司都不会推出商业化产品和服务。这意味就算近期风险投资界普遍对人工智能（AI）企业兴趣减弱、投资无法马上有回报，投资人仍看好公司花好几年研发，以重金为苏茨克弗的一个心心念念背书。
当然，苏茨克弗的例子是凤毛麟角，而他所处的通用基础AI领域也最烧钱，并非新加坡所能积极支持的板块。综合各方信息，比起通用AI大模型，新加坡更倾向为特定行业提供解决方案的垂直AI企业，如内容生成、金融分析、医疗诊断等，通过制定不同定价模式，可更快盈利。
拼人才IP与价值链 促产业升级赢区域竞争
不过，从这个例子可见，遇到灵魂级商界顶尖人才，投资人甚至可抛开对企业规模和体量的考量。毕竟，灵魂人物走到哪里，哪里亦是总部，哪里就有GDP。
从这里延伸，传统的区域经济竞争，拼的是土地、资源、投资。然而，随着经济进入更高阶发展，拼人才、知识产权（IP）及价值链，推动产业升级，或许才能赢得更大优势和发展空间。
以价值链来说，在新柔地铁系统预计2026年底通车、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协议预计今年底签署的背景下，针对新发展对新加坡零售业、制造业、数据中心等造成冲击的讨论近期不绝于耳。
有统计就指到了2028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租赁数据中心容量可达到955兆瓦，料超越新加坡的825兆瓦。不过，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新加坡须把注意力放在最高端的数据中心，如绿能数据中心和AI数据中心。
同理，在部分领域中，产业链上游依赖规模经济，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利润有限；下游更接近消费者，反而能通过品牌、设计和营销等无形资产的差异化，提升产品价值。因此，在这些领域中，新加坡聚焦高附加值的下游领域，可实现更高利润和竞争优势，最大化效益，甚至能够成为“行走的GDP”，在海外市场也能对国内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回到律师友人分享的小故事，它折射出三个客观现实：一，从硬实力进阶至软实力，是职业生涯中不可忽视的转型；二，这样的转型往往是疼痛的；三，并非所有能人都愿意忍痛，把事业发展当成重心。
若将这一例子放大到新加坡整体来看，要在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并在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到清晰方向，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行业，都须要培养新能力，突破舒适区。这一过程伴随着疼痛，但唯有具备创新和适应力，新加坡顶尖人才、企业和行业才能避免画地为圈，真正成为“可行走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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