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报章言论有两个热门话题:一是如何培养精英教育的精华分子,二是肯定方言是一股社会建设的正能量,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应享有自由发展的蓝天。
就第二个话题来说,我们似乎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方言究竟展现了什么社会功能,值得大家珍惜,不能轻易舍弃。以下是有关方言社会功能的几个层面:
一、方言是家庭、家族和宗亲关系牢不可破的血缘纽带。
从幼儿喃喃学语开始,方言就像一条血缘纽带,为家庭成员——父母兄弟姐妹组成一张家族和宗亲网络,让大家互相牢牢紧扣。这个网络清楚划分彼此的辈分和亲属关系——爷爷、奶奶、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叔、伯、舅、婶、姑、表、堂、侄等,家族宗亲关系一清二楚,不可逾越本分。反观西方,把宗亲关系简单化,一律统称uncle和aunty,brother和sister,虽有性别差异,却无从分辨彼此的辈分高低。
许多宗乡组织都有家谱和族谱的创设,储存了家族世代发展的历史资料。后辈子孙和海外华裔要寻根探源,在家谱和族谱的文库里就可以找到清晰的家族世系繁衍记录。
二、方言是地区或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传统习俗、历史传承不可分割的部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地区方言是古汉语沿着历史演变而形成的语言,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经过长久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方言承载了丰富多彩的传统礼仪和生活习俗,蕴藏着辉煌的历史文明。方言里保留了许多古汉语词汇,以及历代遗留的风俗礼仪,是华夏民族悠久历史发展的见证。
三、方言有助于增强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强化族群的合作和团结意识。
许多宗乡团体,结构组织强大,在工商界有崇高声望。这些机构之所以强大,归根究底,借助方言来增强族群内部的韧性和凝聚力,提高族群互相提携的合作精神和团结意识,是主要原因之一。在社交场合,每当听到一句“自家人”“家己人”,就常常会消弭彼此的陌生。旅居海外的华人,遇到故乡知己,或听到熟悉的乡音,内心的欢欣和温暖,难用笔墨来形容。唐诗人贺知章的千古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凸显他数十年的漂泊流浪,唯一不能忘记的,就是乡音情怀。由此可见乡音的潜在动力。
四、方言体现了文化功能的多样性。
每个地区方言,都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载体,通过不同艺术形式,譬如戏曲、歌剧、山歌、舞蹈、讲古、影视方言节目以及琴棋书画等体现出来。方言的边缘化,导致整体华族文化内涵空洞化,方言承载的表演艺术,在缺乏主角和观众的情况下,自然也就逐渐式微。由此可见,方言的兴盛是展现多样性文化活动的有效渠道,是新加坡维系多元文化社会美好形象的不二法门。
五、方言能加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提高自我的文化自信。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混居的移民社会,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多元化是新加坡社会固有的文化特色。通过方言的浸濡,国人对自身文化和历史传承的价值,自然会产生自豪感和提高文化自信。若遇到任何歧视和偏见,在文化自信和自豪感面前,就会淡然处之,一笑置之。
六、方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反映。
语言的演变和发展,常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改变,所以,方言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和社会改革等历史过程。另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方言在社会交际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沟通桥梁,成为地区繁荣的一股推力。
七、方言的发展整合和交际功能的扩大化。
语言随环境发展而不断演变——分化和整合,绝不是高筑围墙,一成不变。华语和地区方言之间,由于经济发展和工商活动,人际关系的频繁接触,彼此有很多互相汲取和融合的机会。新加坡不同方言糅杂混用的词汇很普遍,同时汲取了不少巫语和英语的音译词,有特殊的交际功能,例子俯拾皆是,不必赘述。这个语用现象突显方言交际功能的扩大化,对社会发展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
新加坡是个方圆70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华裔人口占75%,却拥有六大方言族群——闽、粤、琼、潮、福州、客家。随着经贸发展,这些不同方言族群都有各自聚集的生活地盘。独立建国前,新加坡的确有黑社会和帮派势力,在各自群居的地盘,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这些歪风经过严厉扫荡后,已经荡然不存。在大是大非的国是问题上,各方言族群毅然遵奉华语为华族共通语,作为族群交际的主要媒介,直到今天。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方言不是破坏国民团结意识的逆流,其实是一股辅助国家建设的正能量。在处理华语和方言的发展问题上,我们不妨参考中国的经验。中国学术界经过长期研讨,基本上取得平衡发展的共识,认为标准语(普通话)跟地区方言应长期共存,并行不悖。语言学教授王宁曾说:“无论从语言科学的角度、实用的角度还是社会国家的角度,把推广普通话与方言对立起来都是没有必要的……在教育、大众信息传播和对外口语层面上要坚持普通话的推广,不能动摇,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不须要过多干涉方言的发展,要给方言发展的空间。”
华语和方言今后能否有一个自由发展的蓝天,就得看今后双语政策的实施,能否彻底落实,是否贴切和到位了。
(作者是语言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