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如此之大，旅行让我们换一个场景，用一种不熟悉、半熟悉的方式，感受自己和自己、与旅伴与世界的关系。
1980年代，旅行在新加坡并不普遍。老师问我们一班小朋友有谁搭过飞机，只有一个人举手，好像是去过日本。
我14岁念中学那年才有机会出国旅行，记忆中是参加了近20天的“豪华团”，与南洋大学校友会的校友们到中国旅游。当编辑的父亲应该是几乎“倾家荡产”才让全家人一起出行。
对14岁的孩子来说，外面的世界实在太诱人，有那么多新鲜有趣的。孩子的目光无可避免地注视着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事物。
我和弟弟尤其喜欢粘着几个长得很帅、感觉很有学问的导游叔叔。30来岁的导游叔叔们也不介意我们当跟屁虫；尤其全程照顾我们的全陪小郭，更是处处“宠”着我们这两个全团唯一的小孩。那个时候他的薪水应该也没多少，却还在书店里给我们买少年读物，甚至把自己收藏的旧钞送给我们做纪念。
如果让我回想当时20天旅程，对父母的记忆并不多。好像只是凝固成照片里的笑脸，寒冬里他们隔着羽绒服搂抱着我肩膀的暖意。
那一个旅途倒是在武汉结交了一个中国朋友。地点是黄鹤楼的售卖部？那个眼睛闪亮亮的小男孩长得很可爱，年龄比我大一点，我们互相瞄着对方看，母亲便说：去跟他拿地址做个笔友。母亲的建议和举动倒是让我记忆犹新。在我犹豫不决时，领我过去向小男孩要了地址！至今我都还记得对方的脸蛋，变得比番茄还要红，连耳根都红了。
但我因此有了一个维系了十几年的笔友，互相交换着两个不同地方的少年的心思与心意。
小时候没有多想，但今天回想母亲的举动，就更可以感受到她的某种果敢与行动力，在她那一代女性里面，大概也算少见。或许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她的后代。
长大成家工作以后，旅行时就会带着小朋友，还有父母亲。不过，已故的父亲有他的坚持，不去日本也不愿意去西方国家。他唯一一次去西方是在我的鼓励下和母亲两人在退休时去了法国巴黎。但他真的和西方世界没有缘分，一到机场便被巴黎的强盗看上。四个人围过来，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的钱包、护照弄走，人来人往的巴黎没有人伸出援手。于是加深了他对西方世界的厌恶，认为那是一群霸道野蛮之人，一个乱七八糟、无法无天的社会。
母亲说：那是因为你爸爸看起来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延伸阅读
除了那一次巴黎行，父母很少两人出游，都是跟着我们走。孩子们还小，一家人包括父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身上。行程也要考虑到她们不同成长阶段吃喝、休息的时间。壮年的父母便顺着孙女儿们的需要。
母亲大约是我现在的年龄的时候，身体非常好。我们在新西兰爬福克斯冰河，娇生惯养的我穿上硬邦邦的冰鞋，爬一半便脚后跟气泡破皮，坐在冰河边上上不去下不来，痛得几乎想要招来直升机救援。母亲却脚力充沛，脸不红气不喘。在Kaikoura乘快艇出海看鲸鱼，我们没有经验不懂先吞晕船药，结果我吐得脸色发白，母亲却没事人一般。
或许因为记忆中父母在旅行中都是不须要特别被照顾的人，感觉他们须要被照顾以后其实有一点难适应；或许心理上也不愿意接受那样的事实。
第一次感觉到那么强的母亲须要被照顾是六年前在巴黎的旅行。我们在一栋几层楼的布店参观。我和两个女儿和母亲走散了。我只是一味觉得大家都在布店里看东西，走的时候再找人就可以了。没想到要走的时候，看到母亲气急败坏的样子。原来她已经担心受怕很久，以为自己在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巴黎和我们失联了！
我说：我们不可能丢下你自己回家啊。
她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她的语气里有一种恐惧。真的不可以。
我们在冠病疫情期间不能旅行。一直到现在，我才再和母亲一起旅行。这一次同行的还有侄女。
母亲还是能够精力充沛地和我们走一天的路，但为了保护膝盖会避免上下楼梯。我们去哪里都要照顾到有没有扶梯或者电梯。我第一次在旅途中须要特别留心各种路面和梯级。在计划一次出行以前，都要想好旅途中可能碰到的障碍物，和必须避开的途径。
我的侄女很可爱。她全程都握着、扶着奶奶的手，一刻都不放开。我这个姑妈过得省心，却也心里有无限的感慨，心情复杂。我们来我很熟悉的香港。母亲已经有超过十年没来。16岁的侄女也一样。这一次，我是她们的导游。因为熟悉，才能当导游，才能让母亲少走冤枉路。
我们就这样长大变老。在生活中旅行中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不断地变化。每一天都是新的体验，都让我们更了解生命与爱多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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