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典礼开始前，薛寒友教授静静坐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礼堂外的嵌墙式水泥椅上，馆内光线柔和，他的神情却显得格外专注，像是随时可以从记忆里拉出某一段被时间掩盖的短章。
薛教授是国立健保集团医疗委员会主席（医学研究），却因为一份跨越30年的热爱，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一个关于心理战、纸本与记忆的收藏世界。
他因捐给国家图书馆约900件珍贵史料，获颁2025年文化遗产赞助奖（Heritage Award）。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他轻轻一笑，那笑带着一点点腼腆，也带着医者特有的克制。“那只是对一种贡献的肯定。”他说得平实，不带一丝夸大，“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做这些事。它更像是一份我觉得应该送给图书馆的礼物。”
薛寒友的捐献，包括战时空投宣传单。曾经，这些信息随着战机从天空倾泻而下，飘散在焦灼的时代中。数以百万计的传单飞过山岭与河谷，却只有极少数逃过岁月侵蚀，仍存于世。因此，这批收藏显得格外珍贵。它们不仅是纸张，更是一扇扇通往过去的窗，让后来者得以看见那个动荡时代最真实的声音与呼吸。
一张战时传单勾起兴趣
这30多年的珍藏是他透过拍卖、向其他收藏者购买所得，藏品从马来亚二战时期（1942-1945）一路延伸至紧急状态（1948-1960）年代，像一条纸本编织的时间长河，将东南亚在战火下的脉动悄悄保存下来。
收藏的源起，可追溯到30年前在伦敦旧邮票店里，薛寒友第一次看到一张战时传单——泛黄、轻薄，却像是有人在他耳旁轻声说：带我走。
“我不觉得自己对这个领域有特别兴趣。”他说时嘴角微微勾起，那是回忆里带着温度的笑，“我一直都对历史很着迷……走进那家店时，发现竟然有那个时期的传单，是我从未见过的。于是心想，这些东西我应该带回新加坡。”
他轻描淡写，但当他回忆“买下马来亚战役所有传单”时，眼神里闪过一种毫不犹豫的坚定。那不是一时兴起，而像是天意安排的相遇。回国后，他加入“心理战协会”（Psywar Society，现已不存在），与世界各地对这种极小众资料有热情的人交流。随着年份堆叠，兴趣聚焦，他的收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独一无二的知识宝库。
薛寒友的收藏，还包括盟军将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1942年的投降信，那其实是日军当年入侵马来亚时伪造的文件，意在误导英军投降。当年没有电视，广播也被日军控制，由飞机空投传单便成为沟通的重要方式——用来争取当地人支持，鼓舞士气，或瓦解敌方意志。
心理战核心是改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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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记者提问如何以医学背景解读心理战，薛寒友愣了一下，露出一个真诚的苦笑：“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两者连在一起。”他的语气平稳，却藏着思考：“心理战的核心是改变人的行为……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收集这些资料，观察过去的人如何打心理战，对我思考如何改变人们的健康习惯有一点点帮助。”说到这里，他轻轻抬眉，“像糖尿病、精神健康等疾病，都依赖患者改变生活习惯。”再顿了顿，说：“不要问我具体例子，两者本质上是分开的。”
他的语气诚恳，不试图拔高意义，也不愿把收藏与职业硬性挂钩。他只是把一切放在顺其自然的位置上。
他也收藏了一系列由马来亚共产党出版，供党员在丛林营地中使用的刊物。这些刊物刻意印成小尺寸，方便隐藏和携带。他说这些细节时，不急不徐，那是收藏家独有的温柔——不是炫耀，而是邀请你一起看世界遗忘的角落。
“作为收藏家，你手上拿着一张昭南时期的纸，对很多人来说，那只是一张纸。”说到这里时，他眼神沉了一瞬，像是在思索这张纸曾落在谁的掌心。“但如果你深入研究，谁拿过它？你会看到它背后的故事。”
他说“故事”两个字时，语气明显柔软下来。那一刻，你会理解：他并不是在收藏纸，而是在收藏人。
薛寒友将这些战时传单分门别类，保存在11本档案级相册中，并收在房里。“搬了几次家，这些资料太庞大了，很难好好保存。图书馆更有能力保存它们。”他捐出约60%藏品给国家图书馆，留下的四成，则肩负着另一份任务：为他2026年将出版的关于昭南时期的书，提供最后的见证。
欲罢不能，所以有人会笑说收藏是一种病。但在薛寒友身上，它更像是一种召唤——让遗落在战火中的故事重新被听见，让我们在资讯混乱的时代，仍能找到一条回望过去的路。
而那条路，从伦敦一家小邮票店的旧纸张开始，穿过30年岁月，终于抵达新加坡的公共记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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