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42年与郁达夫同船离开新加坡避难的28人名单，当事者说法不一，研究者众说纷纭。
同船人之一汪雅梅在《跟随胡愈之伯伯南洋逃难》（《纵横》2008年第2期）一文写道，“同船人的名单最早出现在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但未全部举出，我经过访询几位当事人和查找有关资料，得知这28个人是：胡愈之、张楚琨、郁达夫、邵宗汉、蔡高岗（蔡家桂、蔡馥生）、王纪元、郑楚耘（郑明，汪金丁记忆郑不在内，胡愈之和张楚琨回忆有郑）、王任叔（巴人）、雷德容（刘岩）、陈仲达（钟钊荣）、梁醒群及高云览与白碧云夫妇、刘道南（流浪）与李今玉夫妇、汪金丁与吴伟南夫妇及其两个女儿汪乔英、汪雅梅、抗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陈嘉庚为主席的南侨筹赈总会秘书李铁民和筹赈总会财务李振殿一家五口也在船上，另外有两个船工。”
这肯定是至今为止列出最多同船人的版本，但该文所述有不实和待商榷之处。首先同船人名单最早见于1946年2月出版的洪锦棠著《劫后回忆录》一书。其次，船工计入28人之中是错误的。这28人，洪锦棠谓之“同舟有郁达夫， ……白璧云等二十八人”，“予等廿八人全为星洲逃难者”；胡愈之记作“二十八个男女老少难民”；张楚琨谓之“队伍当然不大整齐，老的老，少的少，共二十八个”；蔡馥生记为“我们和胡老、郁达夫、张楚琨、王纪元、邵宗汉同志等28人乘坐小汽船”。尽管各回忆文章中所列同船人的名单有异，但他们都清楚一致地肯定28人全为避难者，不包括船工。船工有几人？汪雅梅此文记为两个，但未见其他回忆文章中提及具体人数。再次，“李振殿一家五口”是首次提出，未见其他回忆文章中提及李振殿一家有几人同船。
28同船人中22人确定
汪雅梅此文列出的同船人之确定姓名者计22人俱为可信。那其余六位是何人？
如笔者《1942年载走郁达夫的是哪一艘小电船？——“潘受让船”新考之一》（刊于2025年12月29日《联合早报》）所论，洪锦棠是同船避难者之一。《劫后回忆录》所列“同舟有”计16人，李友竹名列其中。书中对他另有两处交代，分别为“李友竹、白碧云、郑铭、高岗等为招待”，及“于是李团长、李外长、李友竹、高云览及予等移居万岛附近爱温村。”李友竹与洪锦棠同为当时活跃的福建会馆成员，他们彼此认识，不会错认， 李友竹是同船人之一当无疑。
陈如旧（又名陈南）也出现在《劫后回忆录》的同船16人名单中。但汪雅梅在其文中予以否定， 依据是“陈如旧是到马来亚内地参加人民抗日军了”，并由此也否定洪锦棠李友竹同船。陈如旧的南洋女中同事汪金丁在《和胡愈之在南洋的时候》写道，“1942年1月，当我们决定流亡印尼时，我到上海书局找他（指陈如旧），希望他能一起离开，但书局店里的熟人说，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后来大检举中，他侥幸未被发觉，于是随着无数难民，渡过柔佛海峡，逃往马来亚内地。不久，他参加了抗日人民军。”既然汪金丁和陈如旧熟识，和平后陈如旧又来“邀请愈老和兹九到马来亚抗日人民军的根据地去看看”，那么陈如旧不是同船人当属可信。其实，洪锦棠在《劫后回忆录》一书里提到陈如旧仅一次，根据其所列同船人名单和“星华逃难团”团员分工，他大概把王任叔（巴人）误为陈如旧了。笔者所检文献中亦未见其他同船人文章提到陈如旧同船避难。洪锦棠在1977年所写《“昭南时代”与南安人》作出更改，同船人名单中已无此人，只是文中把沈兹九列为同船人。
胡愈之夫人沈兹九未同船
多篇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也把胡愈之夫人沈兹九列为同船人。那么沈兹九是否同船？胡愈之记道，“到二月六日晚间，才驶抵另一个小岛石叻班让。刘武丹先生一家和兹九等已先一天在那边等候我们。”汪金丁记为，“沈兹九同志、绿漪同志和楚琨的夫人是前一天坐另一只船走的，杨骚、张企程和吴柳斯等同志是9日搭第二趟船离开新加坡的。”张楚琨在《悼沈兹九大姐》记，“我们2月4日撤离新加坡，胡愈之先生和我们共28人......沈大姐等四人早两天进发。”或早一天或早两天，沈兹九未与郁达夫、胡愈之等同船离开新加坡是确定无疑的，她与他们在石叻班让会合。绿漪即张绿漪，是沈兹九第一段婚姻的女儿，离开新加坡前在南洋女中教钢琴，流亡期间嫁给邵宗汉。
但是在《潘受访谈录》中，潘受提到他到胡愈之家告知让船时见到沈兹九：“......我和达夫好不容易找到一辆三轮车，赶快到中峇鲁我们后头胡愈之的家。到了那儿，胡愈之和沈兹九正在客厅上彷徨，无以为计。”此处所讲郁达夫和潘受二人从怡和轩赶到胡愈之家应该是在2月2日，该日陈嘉庚尚未避走爪哇，胡愈之还未召集“文工团”成员“开会商议”出逃行动，沈兹九也还在家中故与郁潘相见。此外，当时战情恶化之快出乎大多数人意料，大小船只（包括民间的）都受到英军的征用控制，没有船艇如何逃亡？胡愈之作为南来左派文化人之领袖身负重任，必然费心筹划，心情岂得轻松，“在客厅上彷徨”本非异常，有社会阅历者当能共情之，不会误认为“似乎胡愈之事先既无计划，临危又无准备，大家一窝蜂出逃，完全否定了胡愈之有计划有准备、安排带领文化人脱离险境保存有生力量的一片苦心。”（汪雅梅《跟随胡愈之伯伯南洋逃难》），更不会由此贬损胡愈之的高大形象。
与李振殿孙李秉隆访谈
延伸阅读
陈如旧和沈兹九确定不是同船人，但李振殿一家有几人同船尚存疑问。时已68岁高龄的李振殿本无离开新加坡的打算，他在2月2日接受了陈嘉庚转交来的南侨总会的印章支票，那是陈嘉庚避出新加坡之前的最后安排。李振殿是在潘受的劝说下，又得知潘受有预备好的小船，才仓促决定离开危城的。他的长子李兆麟和次子李兆昌都参加了抗委会保卫团，新加坡沦陷后被日军检证杀害。李振殿在石叻班让听到二子遇害的消息后急忙赶回新加坡，结果被日本宪兵关押三个多月，险些丧命。在其亲家郑天水百方营救下，才由林文庆保出。《“昭南时代”与南安人》中记叙，“笔者抵达该地避难，当时算是第二批，及新加坡沦陷，前后约有十批之多......。笔者当时虽有丈人叔张桓春，经营土产等，但却与李振殿雍翠莲夫妇其幼子兆庚夫妇，高云览夫妇住在林金源兄弟之家，......”此段列出李振殿雍翠莲夫妇及李兆庚夫妇四人，没有提到另外是否还有小孩。
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道“李振殿一家老少”，似乎暗示有孩子随行。最近我联络到了李家后人李秉隆，他是李兆庚陈宝月夫妇的四公子，也是李振殿老先生的最年幼的孙子。据李秉隆介绍，他小时候确实听父母讲过新加坡沦陷前他们随阿公阿婆逃难的事，他的长兄就出世在石叻班让，所以名字中带有“让”字。至于有没有其他亲戚也在逃难船上，他不记得父母曾说过。李振殿的长孙生于1939年，次孙生于1942年，都是李振殿长子李兆麟之子，二人都健在，但对当年阿公避难之事不甚了解，不确定随行的有谁。
至此，可以确定姓名身份的同船人有如下27位：
郁达夫、胡愈之、张楚琨、邵宗汉、蔡高岗（蔡馥生，高岗）、王纪元、郑楚云（郑楚耘，郑明，郑铭）、王任叔（巴人）雷德容（刘岩）夫妇、陈仲达（钟钊荣）梁醒群夫妇、高云览白碧云夫妇、刘道南（流浪）李今玉夫妇、汪金丁吴伟南夫妇及其两个女儿汪乔英、汪雅梅、唐伯涛、洪锦棠、李友竹、李铁民、李振殿雍翠莲夫妇、李兆庚陈宝月夫妇。
28人全名单中尚缺最后一位身份待考。
既然洪锦棠是同船人之一，那胡愈之在其《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中为什么没有提到他？其实该文是胡愈之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的报告书，最初于1946年由香港咫尺书屋出版单行本，胡愈之所写关于避难时逃离新加坡细节的回忆文章仅见此一篇（胡愈之1984年《南洋杂忆》中缺少此段细节）。文章中未提及洪锦棠，不是由于他与胡愈之有个人恩怨，也非素不相识，或同船避难期间无互动。实乃其文全篇集中于郁达夫一人，乘小船离开新加坡至石叻班让仅是其三年又八个月流亡经历的首三天，洪锦棠既非“文工团”成员，又不是关键角色，战后回返新加坡也无甚重要交往，故未着笔墨也不奇怪，毕竟28名同船人中他只提到16位的名字。
张楚琨的六篇回忆文章（均写于1980年之后）也未提及洪锦棠，原因大概或者因时间太久（40多年）而忘记了，或者由于胡愈之没有写，他也不写。那些和平后回归大陆的避难者，在“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都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和朋友。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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