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求学时都特别讨厌这类同学：上课不专心，下课只管往操场去踢球、打球、运动；从没看过他认真做功课，或好好看完一本书，他却不仅年年升班，甚至考上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学。
尚达曼正是这样让一些人眼红的同学。
跟有意参加总统选举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前首席投资官黄国松和企业家吴振华不同，尚达曼没有与兄弟一起到公共水喉拿水回家冲凉、煮饭的经历，更没有拾荒的经验。尚达曼的父亲是我国病理学权威尚穆加那特纳姆教授（Kanagaratnam Shanmugaratnam），尚达曼因而带笑承认，自己确实没有“十分凄凉”的成长故事可讲。
中三那年只有三天没参加体育活动
记者要求他分享成长的点滴，他在专访前却先表明不会谈兄弟姐妹。专访时侃侃而谈的，也依旧是他年少时如何积极投入体育活动。例如，依他中三时所做的记录，他一年里只有三天没参加体育活动。
尚达曼说，体育丰富了他的生活，让他更能体会新加坡社会的本质，也更能单纯地基于别人球技比他好而尊敬对方，无视对方的家庭背景和种族。
“1960年代后期，特别是1970年代初期，体育人才遍布新加坡，包括邻里学校，不像现在这样由名校bao ga liao （福建话，全部包揽）。当时华义中学在长跑方面很出色、裕廊中学橄榄球队很强、军港中学曲棍球方面令人生畏……透过体育，特别是你几乎每天都在运动，你其实接触得到广泛的人群。”
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种族的同龄学生，当时都会在练习过后，在回家之前，到附近的小贩摊去享用相当不健康的美食，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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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堂课35、40分钟左右，但尚达曼说他的集中力一般只能持续五分钟，过后他就“神游”了。一直要到大约17岁那年的12月假期，由于天不作美不能运动，他才好好看完生平的第一本书——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 Grapes of Wrath），此小说以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为背景，刻画了人们千丝万缕的关系，深深打动了尚达曼。
17岁那年也是尚达曼出现严重缺铁性贫血，导致他心脏异常的一年。不再能任意运动的尚达曼，在接下来五年里每天得吃25颗药，这时也开始认真埋首阅读，讨论社会和政治课题的书籍是他的心头好。这样一来，他笑说上大学时已经俨然是个“知识分子”了。
在裕廊22年甚少演讲 多花时间同居民互动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人本主义者（humanist），但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并不是相信某些知识分子的理想。这必须是华人所说的人情味，人情味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并在社会中创造乐观情绪……我庆幸我能够以我认为不矛盾的方式在全球舞台、国家层面和基层工作。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以不同方式与人互动。”
这名知识分子曾受邀领导多个与金融财政有关的国际组织，包括30人小组、二十国集团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他也是首名受委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的亚洲人，在国际上享有威望。
记者问社区内的uncles和aunties难道不会觉得他讲的东西太chim（福建话，深奥），对此，这名得票率超过全国平均的“票王”笑说：“果真这样，我在裕廊（集选区）就不会有良好纪录了。”
他说，过去22年里，他甚少在裕廊发表演讲，而是把时间花在同居民互动，当中虽不乏uncles和aunties，也有小孩、年轻人和贫困者，他致力于同他们建立联系。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人本主义者（humanist），但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并不是相信某些知识分子的理想。这必须是华人所说的人情味，人情味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并在社会中创造乐观情绪……我庆幸我能够以我认为不矛盾的方式在全球舞台、国家层面和基层工作。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以不同方式与人互动。”
尚达曼是以华语说出“人情味”三个字的，但问“会一点华语”，也会说马来语的他究竟能说几种语言，他严肃地说，不要对此自吹自擂，“因为倾听人们的心声才是最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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