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法提取自然资源，到非法进行自然资源贸易等，环境罪行不仅多元，涉及组织也复杂，更是全球最有利可图的犯罪活动，每年谋取的赃款达数千亿元。要遏制这类活动，有赖各国正视问题，携手分享情报，加强取缔。
根据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2021年发布的《环境罪行洗钱报告》，环境罪行活动每年涉及约1100亿美元至2810亿美元（1454亿新元至3716亿新元）赃款，参与者可以是大型犯罪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
报告指出，环境罪行活动的影响超出经济层面，也危害地球、公共卫生与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尽管环境罪行活动的规模甚大，各国政府在侦测和阻断环境罪行资金流动的行动却不成比例。
有38个会员国，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于2016年发布的《新加坡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措施相互评估报告》就指出，新加坡不认为环境罪行等区域问题的风险高，对境外洗钱风险的认知也不足，尤其是针对威胁、固有风险和脆弱性三方面的关联，进而削弱识别包括环境罪行的境外洗钱威胁的能力。
不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发言人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报告发布于2016年，已是八年前的评估。下一个评估将于明年开展，评估团会在明年7月访问新加坡。”
若一切顺利，最新的评估报告料2026年第二季出炉。
发言人重申，不只是拥有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的国家才会被环境罪行的洗钱活动影响，每个国家都可能是非法环境资产的来源、过境、或需求国。
发言人说，资金往往会流经多个地区以逃避侦查，犯罪分子可能通过金融和非金融领域，掩盖环境罪行收益，各国应研究相关风险。
各国也应加强金融和环境罪行调查机构的合作，以侦查出潜在的环境罪行活动，并展开调查，这包括与外国同行分享信息，尽快起回流入外国的资金，并进行起诉工作。
自然资源越发短缺 环境罪行活动越多
国际刑警组织非法市场助理主任凯特·亨恩（Kat Henn）受访时说：“尽管没有可公开的数据例证，但自然资源越发短缺的现象，导致环境罪行活动，以及相关调查数量近来激增。这个趋势引发担忧，尤其当环境罪行的洗钱活动正借助新技术进行，使调查工作越发复杂，监测和追踪资金流向也更困难。”
她说，近年虽有更大努力打击环境罪行洗钱活动，但现有措施仍不足。国际刑警组织因此成立金融罪案和反腐中心，加强取缔包括环境罪行相关的洗钱活动。
国际刑警组织也鼓励成员国赋予金融情报单位使用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的权限，以分析财务和执法情报，并优先考虑环境罪行调查，及早侦测出可疑活动。
由于环境罪行一般会跨国界，不同国家的执法机构和银行须有能力迅速跨国沟通，才能拦截资金外流，并起回款项。国际刑警组织推出了全球支付快速干预系统（I-GRIP），旨在让各国更迅速申请和批准追踪，拦截或暂时冻结跨境环境罪行的非法收益。
推进能力建设和多方合作也至关重要，国际刑警组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8年推出“LEAP计划”，定期为东南亚成员国提供培训与指导，加强全球携手打击环境罪行的努力。
我国朝正确方向迈进 更有效打击环境犯罪
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不少涉及非法采矿和伐木等环境罪。一般上，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但环境保护薄弱、执法能力有限且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更容易深陷环境罪行的洗钱活动。尽管新加坡没有自然资源，也无法置身事外。
亨恩说：“新加坡在金融方面的法律与执法行动固然强有力，但新加坡基于战略性地理位置，以及在全球贸易的角色，可能成为环境罪行的非法资金流动中心。”
但她指出，新加坡近年在打击环境罪行的洗钱活动取得长足进展，例如今年5月发布首份《环境罪行洗钱国家风险评估报告》，凸显政府致力于做到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有关评估洗钱风险的标准一致。
延伸阅读
我国内政部早前也宣布，今年8月30日起，野生动物买卖将在有组织罪案法令下列为严重罪行，这是为了加强威慑，授权执法单位采取行动，捣毁这类有组织犯罪集团。
有组织罪案法令授权法庭对列为严重罪行的案件加重处罚，依案情而定，最长可监禁20年。
被列为严重罪行的买卖行为，包括未经许可进口和出口豹猫、儒艮、马来穿山甲和飞狐等受保护的物种，以及在没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许可证的情况下，携受保护物种过境等。
亨恩说：“这些发展表明新加坡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更有效打击环境罪行的洗钱活动。”
扩大警方调查权 强化打击洗钱力度
国会今年8月通过反洗钱与其他事务法案，拟议的改变之一是赋权警方调查境外环境罪行的洗钱案，强化调查力度。接下来，非法采矿、伐木等将构成严重的境外环境罪行。
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ShookLin & Bok）合伙人冯凤恬律师受访时说，非法采矿、伐木等境外环境罪行原本不会在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没收利益）法令下构成严重罪行，进而限制当局展开调查的能力。
“反洗钱与其他事务法案的通过，将提升我国调查外国环境罪行相关的跨境洗钱活动的能力，并与他国同行合力打击类似罪行。”
确保技术与知识充足是关键
德尊律师事务所（Drew & Napier）董事黄庆健律师说，许多环境罪行有跨国元素，加剧调查和起诉的难度，法案旨在赋予调查单位更多调查力度，是朝正确方向前进。
“在理想的情况下，扩大权力应能减少流经新加坡的环境罪行洗钱活动，但调查力度是否足以起到威慑作用仍有待观察。”
他说，新加坡此前因缺乏调查权力，导致打击跨境环境罪行上受阻碍，必须依赖国际合作和外国调查通行的相互协助；如今法案已通过，我国可以更积极地调查和起诉跨境环境罪行。“当局现在须确保调查技术和专业知识充足，能有效地使用新权力。”
打击跨国环境罪行需全面框架
本地至今未出现环境罪行洗钱案，最接近的案件相信是涉及南非籍男子古梅德（33岁，Gumede Sthembiso Joel）的犀牛角走私案。这是本地迄今查获最多犀牛角的走私案。
古梅德本想把20个稀有的犀牛角，从南非走私到老挝，最终在新加坡转机时露馅，犀牛角被起获，人也当场被捕。他早前承认两项抵触濒危物种（进口与出口）法令的控状，被判坐牢24个月。
黄庆健说，古梅德原本也被控一项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没收利益）法令的罪名，但这一控状最终被判无罪，凸显了要打击跨国环境罪行极具挑战，需要非常全面的调查和起诉框架。
冯凤恬预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针对环境罪行洗钱的调查和起诉。“新加坡是个与世界接轨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和交通枢纽，相对容易被环境罪行相关的非法贸易和资金流动影响。”
她说，强有力的措施可允许当局没收环境罪行的赃款，并起诉参与洗钱的违例者。“这会阻断犯罪组织的计划，并减少他们从中谋取的经济利益。”
黄庆健说：“洗钱是个全球问题，须要跨国合作来侦查、调查、起诉和没收赃款，才能发出威慑信号。新加坡正在亚洲地区领导这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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