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企业律师何廷儒，2015年首次参选后成家，陆续诞下三宝。她2020年第二次参选，领军拿下盛港集选区，并担任市镇理事会主席。
从新手妈妈到新手议员，何廷儒感叹，每当晚上和周末出席活动，孩子都会哭着要妈妈陪伴，这是她从政最大的挑战。
尽管如此，她仍坚持了下来，因为她相信更多职业妈妈参政，能为新加坡政治带来更丰富和多元的视角。这不仅有助于反对党茁壮成长，也能避免政府因缺乏竞争而逐渐弱化。
41岁的何廷儒与52岁的律师陈励正，在2015年代表工人党参选时情投意合，四个月后结婚。两人目前育有三个儿子，分别为八岁、六岁和年底满四岁。
在2020年上届大选，何廷儒领军四人团队，在以年轻家庭为主的盛港集选区获胜，她获选为市镇会主席，管理社区生活大小事，每周三在选区接见选民，处理各种疑难和求助。
两度参选都失利的陈励正则在今年初退出工人党，理由是支持妻子服务选区，也把更多时间留给三个幼儿与发展事业。
何廷儒受访时说，这并不代表女性从政比丈夫更好，但既然她当选，就不能两夫妻都忙政治，忽略孩子的需要。
她说，女性当议员和服务选区，最具挑战的部分，就是每当傍晚或周末出席活动时，孩子就会开始哭着追问为什么妈妈不在家，不陪他们睡觉。
议员行程多变作息不定 须与孩子沟通寻求谅解
她透露，孩子们都从小习惯临睡前有妈妈陪伴和聊天，他们也需要规律的作息，偏偏议员作息不固定，每一周行程都不一样，因此须要跟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
何廷儒坦言，新加坡社会对母亲的期望是优先照顾孩子、督促学业，“有时会怀疑自己没做好妈妈的角色，这是真实的内疚感”。
尽管如此，她认为家长角色和政治目标是互补的。她说，盛港团队的另两名议员蔡庆威和林志蔚都是人父，大家志同道合，都是为了国家和孩子的未来挺身而出，希望新加坡更好。
何廷儒在剑桥大学毕业后，先到伦敦和德国法兰克福的律师行工作，再回国当企业律师。她认为，在企业界服务多年的职业妈妈参政，能为新加坡政治带来更丰富和多元的视角。
2011年工人党在阿裕尼夺下它的第一个集选区，何廷儒认为工人党需要很多人力，加上认同他们的风格，便主动到工人党接见选民活动中帮忙，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何廷儒说，原本只打算当义工，在幕后帮忙，但四年后获推举参选，于是她告诉自己要把握机会。她在2015年大选首次参选落败，2020年则顺利当选。
反对党提出多元看法 助我国应对复杂环境
对于反对党在新加坡的存在价值，何廷儒认为，有一个负责任而茁壮的反对党，对新加坡是一件好事。
“一个没有真正竞争的政治系统，对国家和社会的风险比较高。如果没有外面的压力竞争，（没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很容易形成集体盲思（groupthink）。不单执政党，反对党也要抬头看一下周围。”
何廷儒认为，面对地缘政治、社会与气候变迁，新加坡正处于一个更不确定和复杂的世界，以往优势可能很快消失，须要检视过去思维和成功模式来与时俱进，因此需要茁壮的反对党，针对各种议题和政策提出多元看法，以帮助新加坡应对未来。
助女性和弱势者发挥潜能
曾放弃海外发展机会，回国陪患癌外婆度过人生最后四年，何廷儒从政后希望发挥女性和弱势者的潜能，期许新加坡未来迈向“和而不同”，更能接纳异己、宽容失败。
何廷儒出国深造和发展，前后在英国和德国待了九年。她与家人关系密切，每天都会拨电跟父母聊天。
2011年大选那一年，因为95岁外婆患癌，28岁的何廷儒毅然放弃海外的工作，回新加坡多陪她。四年后外婆病逝，何廷儒很庆幸能陪她度过人生最后几年。
她受访时说，从小喜欢听外婆谈当年逃难下南洋的故事，祖孙以华语和潮州话沟通。
她说，外婆没有机会多念书，但靠着自学、查字典和每天读《联合早报》，不单掌握时事，也能说多种语言。她感叹，外婆这样的人才无法多念书，对外婆本身和国家都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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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真的是浪费人才。在新加坡，人才是唯一的资源。不只是女性，还有一些被忽略的群体，应该人尽其才，让他们发挥潜能和优势。如果只是在口头上说重视每个人的长处，但政策和社会的态度没有深入整合这样的观点，实际也会造成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我国若无法宽容失败 将难以面对未来挑战
进入国会四年以来，何廷儒最深的感触是，新加坡社会无法宽容失败、不够接纳异己，这将难以面对未来挑战。
她说，新加坡人从担心小六会考失败，到担心各种成绩不理想，担心“不用功念书就要去洗厕所”，反映刻板的成功观念之余，也折射了人们对清洁工或劳工的心态。
身为工人党的民意代表，她希望社会能尊重所有工人和职业，也让无法符合成功定义的弱势群体，更能融入这个社会。
学过日本剑道的她说，选手在得分后，如果过度庆祝，可能会被认为不尊重对手的努力，违背磨炼心性的剑道理念，导致得分被判无效。
她期待新加坡从政治到社会各层面，都落实“和而不同”的精神，更能宽容失败、接纳异己，面对不同想法、观念和才能，都能保持和谐、尊重与包容。
祖孙对话与剑桥生涯 对从政路的启发
何廷儒与外婆多年的祖孙对话，帮助她聆听长者心声；在剑桥大学尽情探索的求学经历，则让她更重视批判思维，客观评估政策盲点。
在专访后，何廷儒向《联合早报》分享她在童年时与成年时与外婆的合照，照片中人笑得很开心，流露深厚祖孙情。
何廷儒说，外婆是她成长岁月里的重要人物。“我小时候一直吵着她，叫她讲下南洋逃难的故事，我真的喜欢听她说这些故事。”
她说，外婆在中国出世，年幼时在战乱中逃难，母亲带着她下南洋，父亲在过程中失踪，完全失去联系。过后外婆在马来西亚霹雳州长大，多年后才到新加坡。
何廷儒与外婆交谈时用华语，外婆也会讲华语 。至于外婆说的潮州话，何廷儒虽然不太会说，但也听得懂 。
她说，外婆的好学精神，令她印象很深刻。“当时社会刚刚脱离封建，我的祖母也缠脚过一阵子。外婆的父母说，女孩子念这么多书没有用，所以她只念了一两年小学，父母就不让她再念了。她跟我说，她经常躲在家里的二楼，偷偷拿着书本自己读、学写字，她也一直缠着家人让她回去念书。”
虽然无法回到学校，她外婆每天早上都会读早报（从过去的《星洲日报》到1983年与《南洋商报》合并的《联合早报》）。“我还记得她就拿着一本很旧的字典，自己在那边查。如果看到生字，就自己学。”
她说，外婆从生活中学习，也掌握了各种语言，除了潮州话，马来话也很流利，并能说一些英语。
对她来说，外婆是成功女性，因为她教养出六个孩子，家族的女性还有人攀登世界最高峰——孙女李丽慧（何廷儒的表姐）14年前参加我国首支珠穆朗玛峰女子登山队，成功征服珠峰。
何廷儒的父亲是海南人，因此她与居民沟通时，也能听懂他们用潮州话和海南话表达的内容。她形容方言沟通“是无法衡量的亲情”，能帮助议员深入体会年长者在适应社会改变时的处境和需要扶持之处。
剑桥求学的探索与收获
何廷儒中小学就读圣尼各拉女校，高中读莱佛士初级学院；2002年在父母亲资助下，赴剑桥大学修读自然科学，主攻实验心理学。她毕业后在伦敦考获法律文凭，并在伦敦和法兰克福的律师行执业当律师。
她说，剑桥的自然科学研究固然是世界顶尖，但已经不断被新研究取代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大学接触到不同想法，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
她表示，她是借着培养课本外的广泛兴趣，来拓宽视野。她大学时踢足球、学赛艇和日本剑道，最近因旧伤太多而改学合气道。
她也参加戏剧社，写了两个剧本，其中一个曾在爱尔兰的都柏林演出。
她大学毕业后，从实验心理学转读法律研究生文凭，获得执业律师资格，也把自然科学训练的求真精神与法律工作结合。
她说，无论用方言与年长者交流，或是将批判思维运用于评估政策盲点，都有助在执行议员工作和管理市镇会时，准确了解实况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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