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全球国际贸易枢纽,连非法交易的野生动植物也可能借由我国转运至其他国家。过去六年,我国边境每年都查办非法野生动物进口案件,最多的一年侦破18起。这也反映出相关部门持续加强边境管控,遏制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
国家公园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从2019年至2024年,执法人员每年在我国边境侦破一至18起非法野生动物进口案。至于野生动物部件和产品的走私活动,在2020年至2024年间每年平均有近10起。
当局指出,走私物种有狼蛛、网纹蟒、球蟒、箭毒蛙、豹纹陆龟、泰加蜥蜴和蜜袋鼯等,还有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简称CITES)保护的物种,最常见的是亚洲龙鱼、淡水杂交黄貂鱼和白腰鹊鸲(white-rumped shama)。
新加坡是CITES的缔约国,承诺积极打击非法动物交易,保护濒危动物。公园局野生动植物贸易处长谢仁慧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新加坡不是野生动植物的出口国,但一些本地人可能出于猎奇心理,想把一些野生动物当宠物饲养,便试图将它们引进来。殊不知,这可能违法。
不少年轻人非法养野生动物 公园局正重点推动外展工作
她指出,整体来看,本地的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活动远少于其他区域。不过,本地近来有不少年轻人饲养这类野生动物,因此持续推动外展工作仍是公园局的重点。
“法律和处罚是大棒,人们违法就会被制裁,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人们因拥有非法野生动植物而被惩处,而希望能通过外展,预防这类行为发生。”
从非法提取自然资源,到非法交易等,不仅涉及的罪行形式多,可能涉及的组织也复杂,因为这是全球最有利可图的非法活动,每年这些活动可获利达数千亿元。
2019年,我国起获历来最大批的走私穿山甲鳞片和象牙,市价达数千万元。
2022年,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保安和公园局属下的K9小组,从两个行李里箱里搜出20个犀牛角,分别重约34公斤,总市价约120万元。
今年11月8日,新翔集团机场服务人员发现四件途经我国、准备运往老挝万象的可疑空运货物。经调查后,当局查获迄今为止最大宗犀牛角走私案,起获重达35.7公斤、市价总值约113万元的犀牛角。当局也起获约150公斤肉食动物的身体部位,包括兽骨、兽牙和爪。这批走私货物源自南非。
谢仁慧说,新加坡与全球接轨,犯罪组织也不断调整非法贩运野生动物的途径和模式。“它们经常调整策略,执法机构、私企和国际组织一直紧密合作,赶在犯罪组织的前面,打击野生动植物交易。”
据她观察,近来较少出现大批走私的野生动植物部件或产品,更多以小包裹邮寄的方式进行。“直接贩运象牙的案例也越来越少见,可能因为象牙形状独特,犯罪组织知道容易被发现,所以改而运送用象牙雕刻成的棋子等产品。”
犯罪组织不断改变手法 加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犯罪组织不断改变干案手法,要遏制不法行为,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谢仁慧说,共享案件详情有助各有关机构了解犯罪模式和走私路线如何演变,不少起获行动便是得益于国际伙伴提供的情报。
为了加强取缔能力,公园局也向科技借力。当局在2021年成立野生动植物法证中心(Centre for Wildlife Forensics),旨在通过先进法证技术,以及深入了解野生动物交易供应链,更准确打击这类非法交易。
这个中心今年6月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野生动物贸易与卫生合作中心,借助它的专业法证技术与知识,管理区域的野生动物卫生威胁。
谢仁慧指出,在设立中心前,要检验野生动植物样本很不容易,采集样本后须送出国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测试等,整个过程需要约一个月;现在,一个星期内就可完成测试,效率大大提升。
公园局也关注环境DNA(eDNA)的发展,希望有朝一日能用于监管,到时无须没收潜在违禁品,就可查出是否存在极危物种的痕迹。
谢仁慧说:“新加坡是全球国际贸易中心,在区域中发挥交通枢纽的角色,就像巴士转换站一样,许多货物会途经新加坡,但这不代表新加坡就是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转运中心。正因为我们在贸易上的角色,有关当局在港口、机场等关卡加强措施,避免非法货物流入或途经新加坡。”
物种若被列入CITES附录 说明须获更多保障
CITES是规范特定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的协议,目前有185个缔约国,新加坡在1986年11月签署加入公约。
缔约国每三年召开大会,检讨应列入附录的物种;某个物种列入附录,意味着它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威胁日益加大,须获得更多保障。
这个公约根据保育等级,把野生动植物列入三个附录。附录一主要涵盖受到和可能受到人类贸易影响而灭绝的物种。这类物种和相关制成品的跨国流通都须持有进口国和出口国同时开出的许可证,并且不允许任何含商业目的的国际交易。
附录二涵盖未濒临绝种、但若不加强对相关交易活动的监管就可能绝迹的物种。这类物种仍可进行商业性质的国际贸易,但出口国须确保出口不会危害物种生存。这类交易同样须持有CITES许可证。然而实际上,目前在附录二中的物种很多已属高度濒危。
附录三收录的是个别缔约国希望加强贸易管制的物种。当某个缔约国把某个物种列入附录三,涉及这个物种的产品须许可证才可从这个国家出口。
把物种列入附录三,只须缔约国单方面增补即可。附录一和附录二若有增补,则须在缔约方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
在三年前的第19届CITES缔约方大会上,新加坡连同马来西亚和美国倡议,把黄冠鹎(straw-headed bulbul)列入公约附录一。新马也倡议把白腰鹊鸲列入公约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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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冠鹎和白腰鹊鸲一般被人类当宠物,用于鸟儿歌唱比赛,导致野生数量大减。这两项倡议最终在大会上通过,使这两种飞禽免受非法交易威胁,生存可获更大保障。
谢仁慧说:“人们会认为,把物种增补到管制更严格的附录让物种获得更多保障,因此认为大会取得成功。但事实上,值得庆祝的应该是物种保育等级下调的时候,因为这代表CITES发挥了作用,采取的保育工作奏效,让物种可以重新繁衍,贸易监管可以放宽。”
那么,保育等级下调,保障减少,是否会使物种再面临濒临绝种的威胁?谢仁慧坦言确实有这样的担忧,但下调保育等级须三分之二缔约国同意,各方做出决定前会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是否有足够措施确保物种可以繁衍。
她说,至今没发生过物种的保育级别下调后生存再面对威胁,须在下次大会上调的情况。
我国提出聆听新世代声音 当局会继续支持青年倡议
第20届CITES缔约方大会11月24日至12月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召开。谢仁慧透露,我国提出的议程是让CITES全球青年网络(CITES Global Youth Network,简称CGYN)纳入CITES的决议,让新世代的声音可在这个国际平台上被听见。
CGYN由本地青年发起,于2024年4月25日正式成立,旨在为世界各地的青年提供一个知识共享平台,以深入了解保护野生动物和可持续野生动物贸易的复杂性。
谢仁慧说,新一代青年非常关注环境课题,公园局会继续投入资源来支持青年的倡议,携手保护动植物以免它们消失。
我国常被当做中转站 监管复杂具挑战
从2013年至2024年,从新加坡进出口,或试图途经新加坡到其他国家、涉及非法野生动植物、部件和产品的非法案例有近50起;但这是根据公开资料得出的统计数字,相信只是冰山一角。
《联合早报》根据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C4ADS)和世界自然基金会(新加坡)提供的资料,整理过去12年涉及在新加坡的这类非法交易数据。
排除信息不完整的案件后,从2013年至2024年,本地的已知非法野生动植物相关交易案件有47起,涉及从海陆空,把象牙、穿山甲和犀牛角等带入或带离我国,或以本地为中转站。
世界自然基金会(新加坡)教育与外展主任贾亚什里(Jayasri Srikantan Lakshminarayanan)指出,虽然涉及新加坡的走私野生动植物相关案件的统计不全面,但仍可从中看出一些情况,例如我国通常被当成贩运中转站。
“新加坡是重要的贸易枢纽,非法货物常常从东南亚和非洲等源头进入本地,再出口到亚洲和欧洲的市场。要监管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并确保数据透明,往往很复杂且有挑战。”
分析:非法贩运影响生态 常与洗钱腐败等罪行交织
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指出,这些非法交易威胁物种的生存,也影响关键生态系统的稳定;此外,这类活动往往与洗钱和腐败等其他罪行交织。
中心说,随着互联网普及,要识别和监管网络交易更具挑战,要证明交易或网络用户确实拥有野生动植物尤其不易,一些交易可能在私人对话或群组里进行,追踪难度更大。
为此,世界自然基金会通过网络侦查员计划(Cyber Spotter Programme)培训志愿者如何在网上识别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
贾亚什里说:“我们与合作伙伴和执法部门密切合作,持续调整策略以抢在犯罪分子之前。网络威胁不断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并推进协作。”
昔日偷猎为学费 而今守护为生灵
偷猎,不利于物种保育,也属违法,但对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突破生活困境的途径,这是保育工作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之一。
麦克(化名,40多岁)在马来西亚沙巴出生。他受访时说,在沙巴,偷海龟蛋是违法的,但他小时候,会和村里的人在晚上到海滩掏龟蛋。“海龟蛋主要是用来填饱肚子,如果有多余的就拿去卖,用来资助我上学。”
他说,偷海龟蛋是集体活动,同一时间海滩上可能有多达70人,分组到处去找海龟蛋。
“每一组有15至20人,我们根据指示到指定的位置找海龟巢。一般上,会说相同语言的人分在同一组。如果某一组人找到海龟蛋,其他组没有,我们会平分龟蛋。”
麦克指出,大家会把一些龟蛋拿去卖钱,有时候忙了一个晚上只能赚到5令吉(1.5新元)。“偷猎往往是副业,但每次参与的人很多,单单靠偷猎海龟蛋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麦克在2011年参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马来西亚)的野生动物管理员培训计划,不再参与偷猎活动;2017年,他在村子里发起海龟保育工作,并获得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麦克说,偷海龟蛋的活动近年来已显著减少,但偷猎海龟的活动却增多了。
“我和朋友们很努力地设法拯救海龟,但有些人却趁机偷猎牟利。我们一直与沙巴野生动物部等相关部门合作,遏制偷猎活动。”
麦克认为,要打击偷猎活动,除了宣导偷猎和持有海龟蛋是刑事犯罪,帮助社群了解海龟对环境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人们的保育意识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