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丸、墓碑和鞋带，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品，竟然是谢继成教授走向公共卫生之路的关键契机。
从小在长辈的“洗脑”下，谢继成立志要当医生救人。还没上小学，父亲就离家出走，留下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六个兄姐，当时年纪最大的姐姐还在念书。东拼西凑之下，母亲把孩子们拉拔长大。谢继成后来顺利从莱佛士书院毕业，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深造。至于将来要选什么专科，当时其实还没有确切的想法。
1979年，他念医学院四年级，被派到急诊室轮值。某天凌晨1时左右，一名男子在友人的搀扶下走进急诊部门，友人小心翼翼托着男子的手。那只手被一个棕色纸袋包裹着，男子一脸痛苦。医生们都很好奇：纸袋里到底是什么？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台小型绞肉机！
原来病患是鱼丸摊贩，在制作鱼丸时发生意外，半个手掌被卷进了电动绞肉机。医生立刻为他进行全身麻醉，然后安排技师用工具锯开绞肉机外壳，才看到那只被严重压碎的手。随后，骨科外科医生花了16个小时，完成复杂的手部修复手术。
谁知手术刚结束，这名骨科外科医生却猛力把手术器械摔在地上，在手术室里愤怒地说：“这已经是这个月我看到的第二、还是第三个类似病例了！能不能有人出去告诉他们，别再把手伸进电动绞肉机里？这个可怜的家伙，即使手术顺利完成，接下来半年他的手还是不能用。如果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那他们一家要吃什么？”
这番话，对当时还在学医的谢继成，冲击极大。
关注病人治疗很紧要 推动群体预防更重要
谢继成说：“医生往往只关注治愈病人，就像汽车修理厂一样。车子撞坏了，我们修好，就觉得自己很棒，因为这辆车还能再跑五年。但这位医生不一样，他不只是‘修车工’，他看得更远，在想：能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一再发生？”
这种思维方式，在谢继成心中埋下了投身公共卫生的种子，也让他潜意识里更深刻地体会到“预防胜于治疗”的现实迫切性。“对我来说，当医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预防疾病和伤害。不仅要对个别病人做预防，更要在群体层面推动预防工作。”
后来在当年的大巴窑医院担任实习医生时，更坚定了他朝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的信念。
有一晚值夜班，病房里挤满了五六十名病人，病床甚至排到了走廊。当时，只有两名实习医生和一名正式医生负责三个病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那天晚上，一名老年患者突然倒下，谢继成立刻抢救。还没处理完，另一个病房传来呼救声，一名年轻患者也倒下了。更糟糕的是，当时其他两名医生不知所踪，只剩下他一个人应对这一切。
无奈之下，他只能把年长患者交给经验不足的护士，自己全力抢救年轻患者。但就在此时，又一名更年轻的患者因昏迷被送来急救。
那一晚，三名患者相继离世。
这让谢继成感到沮丧，不断质疑：作为一名医生，职责是救人，但很多时候却无能为力。
健康宣导走进人群 才能真正发挥效果
“有时问题并不在于个人能力，而是整个系统的问题：为什么在深夜值班时，只有三名医生负责三个病房？我开始对这个体制产生疑问。医生一次只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种影响确实有限。虽然对个体来说意义重大，但从人口层面来看，影响力却微乎其微。”
1987年他开始在职业医学科（occupational medicine）看诊，经常接触不同职业的病患。有一次，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病患抱怨呼吸困难，连爬一级楼梯都气喘吁吁。按职业医学的习惯，谢继成问起病患的职业，后来特地去家访，才发现问题的根源。
原来，病患的屋子后院就是“家庭式作坊”。他从年轻时接手父亲制作墓碑的生意，每天切割、打磨、抛光石材。墓碑石含二氧化硅，打磨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长期吸入，导致他的肺部严重疤痕化，他已病入膏肓，谢继成束手无策。
震撼的是，不仅是病患的儿子正在重复同样的工作，整个村子的住家后院几乎都是类似的小作坊：有的做墓碑，有的做大理石台面，所有人都暴露在同样的粉尘中。
“那时我意识到，不能只教育这一家如何预防，而是要教导整个村子。健康意识的宣导工作，要走进人群，才能真正发挥效果。”
公卫宣导必须戳中人心 让人打从心底做出改变
谢继成的学生和朋友常说，如果他不当医生，肯定能成为出色的脱口秀演员。
访问在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一间新颖会议室里进行。他一进门，边寒暄边把手机接到墙上的电视荧幕，随后轻点手表，屏幕上立刻出现一张鱼丸的照片。就在访问前一天凌晨5时半，记者收到他发来的回复电邮，里头附带一个视频和一份12页演示文稿，鱼丸照片正是其中一张。
他笑着说，自己刚从美国纽约回来，去探望动心脏手术的儿子，“我在儿子家一边洗菜切菜，一边构思要怎样回答你的问题，先打好腹稿，免得随便讲话砸了自己的饭碗，哈哈！”
他的故事一个接一个，让人听得津津有味，“搞公共卫生，和公众沟通，一定要用能产生共鸣的课题和语言。”
鞋带的故事，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
自2011年起，谢继成担任人力部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的职场健康委员会主席。在一次常年职场安全讲座上，他站在观众群中，观察工友们对短片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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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对比两名建筑工人从高空坠下的不同结局。没有使用安全带的工人当场身亡；用了，坠下后虽然骨折受伤，但保住了性命。
然而，短片播完后，台下却传来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发出笑声。有人直言：“我下次不用了，死了干脆，医药费才可怕”，一名来自印度的工友更是调侃地说：“工伤死亡有保险赔，我印度老家的家人就发达了！”
几年后，同样的活动播放另一短片，结果全场观众看了，抽泣声此起彼落。
短片没有血淋淋的画面，而是讲述一名父亲每天上班前为女儿系鞋带。然后，画面切换到医院。只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右手已截肢，他悲恸地望着妻女，想到再也无法为女儿系鞋带。
谢继成说：“两部短片的主题都是强调职场安全的重要性，但效果大相径庭。这说明了沟通必须看对象，如何牵动正面情绪、诱发态度上的改变，才是重点。”
系统设计决定公卫成效 单靠宣导教育远不足够
这种技巧也正是他多年来和卫生部等政府机构沟通的策略。他提出各种公共卫生的建议，都建立在证据之上，并且以非医学或学术背景的决策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分析科研报告的核心内容。
“我们不能带着政治动机，也不能倡导那些能突出自己领域或职业的问题。一些措施可能不受公众欢迎，我们就须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度，思考怎样降低政治代价。”
从医学院毕业，到卸任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谢继成教授对本地的公共卫生发展了如指掌。而今的挑战，与过去相比有何不同？
“人口老龄化、慢性非传染疾病、三高、肥胖等的问题核心，其实变化不大。这些大问题要经过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看出政策的成效。”
他最近在《海峡时报》发表关于本地慢性病隐忧的评论文章。文中提到，根据《2024年全国人口健康调查》，本地预计有80万人是隐形的三高（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患者，他们没有确诊或求医，这意味着，这群人也没有采取相应步骤改善生活习惯，以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调查也显示，本地居民的糖尿病患病率约9.1%，高血压为33.8%，高血脂为30.5%。更令人担忧的是，被诊断出有高血压和高血脂的人当中，约一半之前完全不知道自己患病；那些已经知道并且在看医生的人当中，超过一半的病情控制不达标。
“这说明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没有进行健康宣传活动，而是系统设计出了问题。单靠宣传和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他因此建议，卫生部可以考虑调整对三大医疗集群的拨款，目标不再是“多做治疗服务、多收费用”，而是“让病人少进医院、控制良好”。可以先从三高群体着手，每个集群如果能管理好这些病人，避免他们因并发症住院，就能获得全额拨款。这将激励医疗机构主动设计新的照护模式，如打电话提醒复诊、协助病人拿药、积极跟进病况等。
文章见报后，谢继成是否接到决策者的询问或电话？他笑着回答：“其实大家一直在幕后沟通。当时机成熟时，才会通过媒体公开发声。如果相关部门完全不认同，我也不会写那篇文章。”
本地医疗体制“分分合合” 下哪个模式最好？
2683，这不是一组万字号码，而是本地公共医疗体制在行政演变中的一个缩影。
1980年代，全球掀起了一股私营化和企业化政府部门的风潮，以借此提高社会服务机构的行政效率。新加坡政府也顺应趋势，成立了新加坡保健集团私人有限公司（Health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 Pte Ltd），负责管理所有自主医院。
这些医院拥有自主运营权，相互竞争，甚至为了挖角而高薪聘请其他医院的医生。然而，这种竞争导致医院之间缺乏合作精神，错失了许多规模经济效益或提升科技水平的机会。
1999年，卫生部对模式进行重组，以中央高速公路为界，把医疗系统划分为东西两大网络，西部是国立健保集团（National Healthcare Group，简称NHG），东部是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Singapore Health Services，简称SingHealth）。
10年后，系统进一步细化为6个区域医疗体系，除了原有的两个集团，新增了裕廊保健集团（JurongHealth）、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组织、亚历山大保健以及东部医疗联盟（Eastern Health Alliance）。后来，甚至提出了再细分为八个区域，新添了兀兰医疗园和盛港保健。
2017年，卫生部把6个整合为三个集群，也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国立健保、新保集团和国大医学组织，以集合资源。
认为现有三公共医疗集 群应改为单一体系三运营者
谢继成说，拆分成多个集群的初衷是希望引入良性竞争，让全民更健康。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增加集群管理费用的同时，这些目标都做到了。相反，资源分散、协调困难、医生只忠于自己的集群而非整个公共医疗体系，拖累了整体优化的空间。
在一个真正公平、信息对称的环境里，竞争当然是好事。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比效率、质量和创新。但在医疗领域，病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在同一层次上。病人几乎谈不上“自主”，提供服务的一方掌握了几乎全部信息和决定权。
谢继成用自己的儿子最近动手术的例子说明这一点。“我是医生，知道手术流程、并发症风险等，理论上我都懂，可是真正做决定时，全是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说了算。如果他在那一刻想着‘换瓣膜比较简单、赚钱更多’，我几乎没有任何制衡能力。”
谢继成说，要每个集群竞争，大家自然会想赚得更多、争取更多资源或在体制内拥有话语权，因此不一定会做出对国家和所有病人最有利的事，反而可能引发不健康的行为。例如互相抢人和资源、各自开发不同系统、病人被困在“看病地址决定命运”的碎片化服务里。
他强调，在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竞争只适用在少数环节，而且必须经过谨慎策划，绝大多数的基础服务应该是统一、协同和共享的。
“我们现在其实有三套医疗体系，这不应该。我们应该是一套医疗体系和三个营运者。如果有一天它改变了，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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