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当天，陈添顺教授比原定时间早到新加坡理工大学在榜鹅新校舍的会议室。还没进入访问正题，他略带歉意微笑地说，自己的华语说得不标准，请记者别介意。
比起许多大专学府的教授和管理层，四年前卸下新工大校长一职的陈添顺，华语其实非常流利。原来，于他，福建话是第一语文，华语是第二语文，英语排行第三。可是，拿起笔书写时，华文远不如英文。怎么有这样的差异？
69岁的陈添顺是家里第一个接受英文教育的孩子。比他年长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是典型华校生，家里有的全是繁体本华文书，信手拈来的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老舍的《骆驼祥子》、老舍和鲁迅等作家的名著。英文儿童书，到中学才第一次接触。
缺了华校的浸濡，小学和中学每周几堂华文课，没让他花太多心思学练好华文。
“我的小学和中学虽然是英校，可是只有在班上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时，才说英语。一离开课室，所有的朋友都说福建话或带有浓浓福建腔的华语；回到家，也是一样。所以，我英语不好、华语也不好。
“我常说，我的第一语文是福建话，第二语文是华语，第三语文才是英文。我很特别吗？不会，这是那一代人的生活背景。”
陈添顺的老家在旧裕廊路13英里半的“材山”。父母近乎文盲，以务农为生，主要种杨桃。除了四个兄姐，他还有两个妹妹。兄姐因家贫没有机会上大学，陈添顺说：“我是家中第一个送到英校念书、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
名列前茅却险些无缘国初 觉察语言与贫富差距感震撼
自认没花心思念书的陈添顺，成绩一直很优秀。1973年，他以德能工艺中学全校第一的成绩申请当年唯一的初级学院国家初级学院。国初规定邻里中学的学生必须接受面试，结果同校第二到第五名的同学，都能在O水准会考成绩放榜前到国初“预读”，第一名的他却被拒门外。
会考成绩放榜后，依然名列前茅的陈添顺再次申请国初，这次面试通过顺利入学。
“第一次主持面试的是英文主任，他觉得我的英文太烂了。第二次是华文主任，一听到我会说华语，面试马上转为华语，我们聊得很开心，结果顺利进国初，念理科班。”
一进国初，就被两大事所震撼。
“和班上同学交谈，就立刻知道自己的英文差太远了。我的数理科目还好，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但是理解与写作和经济学，需要大量书写，就算理论我全都懂，但就是写得不好，有时写完了，自己都不知道写什么，哈哈！”
这种差距，难免带来一定的自卑感。陈添顺说：“我上课是理科英校生，下课的朋友是华校文科生，而我每年都参加华语戏剧演出。”
回看当年，陈添顺笑说，这种语言交错的印记，即便后来当了大学校长，也看得到蛛丝马迹。“比如我用英语不看稿演讲，可以说得很流利，但仔细听，就能听得出我的语法不精准，过去式和现在式混淆，听起来有点怪。如果要讲究语法，我就得看稿，无法临场发挥。”
第二个震撼是贫富悬殊的落差。
“我知道自己家里穷，但和邻居相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到了国初，才深刻体会贫富的天渊之别，有的同学每天有司机接送，他们讨论放学后去A&W快餐店吃午餐，钱从来都不是问题。”
最让陈添顺担忧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一身的味。
务农家的孩子都得帮忙家活儿。家贫负担不起化学肥料，只能用饲养的鸡猪和人的粪便混成天然肥料。陈添顺的任务之一，是挑着两桶天然肥料浇在杨桃树根，施肥过程难免溅到身上。
“我尽量在星期五下午完成，至少有两天来淡化味道，不过，有时到星期一上课时，还是能闻到一点点臭味，这是没办法的。”
会埋怨家穷吗？
“不会，住在乡下，只要勤劳、动动脑筋，到处都有办法赚钱。”
像放学后去乡村的沟渠找小虫，卖给养鱼人；捉蚱蜢卖给养鸟的；邻居妇女打牌，坐在一旁等着代买香烟或代玩一轮，赚一两角钱。小四时，在休息时间帮忙卖米粉的摊主收碗盘，然后在上课前五分钟，换一盘免费的米粉。
天生计算机头脑精通算术
陈添顺天生有计算机的头脑，对数字很敏感。家里卖杨桃，称重计量时，算盘还没打完，他已经能心算出总数。所以12岁起，他就替人补习数学。
小学有好几年，父亲因病没有收入，家里靠社会福利金接济，用的课本是代代相传的旧书。这些课本，最重要的几页内容，往往都被前人撕掉。无所依的缺失，却培养了他自我思考的能力。探索个中乾坤的能力，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发挥得淋漓尽致。
国初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申请哥伦坡计划奖学金。“那时我土土的，问我兴趣什么，我填数学；可是他们说不需要数学家，需要工程师，让我去念土木工程。我也不太清楚土木工程做什么，那时没有什么职业辅导，家里也没人提点。
“不过，我记得清清楚楚，要我念什么都可以，即使是文学也行，重点是资助我的大学学费。一个人的发展，家庭背景和机遇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得到奖学金，我不一定会上大学；没有上大学，就肯定不会有今天的陈添顺。”
他在哥伦坡计划下，获全费奖学金到新西兰念土木工程本科。开始不习惯当地的英语，但凭着刻苦和敢于发言的性格，很快便适应。他优秀的成绩，同时受到新西兰教授的赞赏。准备念博士时，新西兰教授特别推荐他到美国深造，还协助他领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全费奖学金。
“我很幸运，在新西兰遇到几位很棒的教授，他们为学生请命、替学生着想，至今我和他们还保持联系。我后来办教育时，也是以他们为楷模。”
加州理工学院是著名的数理大学，博士班的收生人数少。导师教授要求的，不是钻研历届考题或只专注考试的学生，而是能深度思考、提问新颖有趣的学生。这趟求学之旅，革新他对“smart”（聪颖）的认知。“这个smart，考试得高分的比重不高”。
在新加坡、新西兰和美国三个国度的求学经历，开拓视野，也塑造陈添顺对教育的不同理念。“要发挥人的潜能，不能从单一角度，必须从多方面去做，包括了解学生的背景。”
新工大学生逾九成来自理工院 入学须通过面试非单凭成绩
陈添顺自2013年担任新工大校长以来，大学招收的学生，超过九成是理工学院毕业生。
“新工大的学生，相当大部分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当他们大学毕业后领到第一份薪水时，意味着家庭经济条件开始改善，社会阶级也有机会提升。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不能辜负这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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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心意，谱写了陈添顺几个办学坚持。
从招生开始，他坚持学生必须通过面试。陈添顺说，新工大办校目标是为更多理工生提供考取大学文凭的机会，学生来源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或南洋理工大学不同。
理工院的教学侧重应用，重视实践和项目。初级学院重视考试成绩，以A水准会考为目标，平时就算不太用功，考前几个月冲刺最关键。
陈添顺说，考试成绩不好，原因很多。可能像自己一样，语言能力较弱、或是家庭经济不佳、或是学习背景导致。
“他们的潜能可能挺大的，只是因考试成绩差被埋没了。我们的大学有很多例子，这些学生进来后才发掘自己的强项，结果成功了。单看考试成绩来决定收不收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面试，听学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最不想招收的学生，是学术背景强，对这门科目没多大兴趣的，只是想读个大学文凭或是当跳板。”
以修理地铁为例，工作时间从晚上11时开始，报读相关科目的学生必须对这行感兴趣。“我们要把资源放在这些学生身上，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
因此在课程方面，他强调应用教学和体验学习，坚持为学生做好市场和就业就绪。
确保毕业生掌握一技之长 找到“打死也跑不掉”工作
第三个坚持，是新工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好工作。
“新工大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毕业生掌握一技之长，能找到‘打死也跑不掉’的工作（即铁饭碗）。重要的是，他们能与国大或南大的毕业生平起平坐，在职场上被视为拥有专业资历的人，领取同样薪酬。
“打死也跑不掉”的工作，与市场需求紧密接轨，并且考虑未来市场需要的知识和行业需求。像辅助护理、酒店管理、电气工程、工程系统等“很实际”的课程，就以此为考量。企业和学生也能针对所需，要求增设全新课程。
这样一来，大学排名评比，反而次要。
陈添顺说，一心要做学术研究、或重视学术界排名的讲师或教授，并不适合新工大的办学方向。“我们的导师必须有企业影响力或经验，做的研究符合企业需求，或对企业有直接影响。”
担任新工大校长之前，陈添顺在国大当了四年多的副教务长（教育），专注于招生处事务。国大的经验，对接管新工大有帮助吗？
“不同学生，要用不同方式，因材施教。把国大的经验套用在新工大，其实是举手之劳。但这不是新工大要走的路。
“如果六所大学都采用同样的教学方针，将是最糟糕的局面。教育的重点，是百花齐放；天生我材必有用，如何发挥强处、弥补弱处，才是最佳的方式。”
执教掌校仍进修 保留工程师身份
陈添顺自1986年到国大执教，到后来担任新工大校长，始终坚持保留工程师的身份。每年他会进修，继续注册为合格工程师。他目前是建设局主席。
“我喜欢土木工程，喜欢解决问题，因为没人和你争，不用解决人事、政治问题。”说到工程，陈添顺神采飞扬，尤其是填海工程。
当政府开始兴建全线在地底的东北地铁线时，如何处理挖出的庞大土壤成了挑战。后来，政府宣布要停止使用主岛唯一的垃圾埋置厂时，陈添顺开始思考，如何废物利用挖出的弃土，以延长埋置厂的使用期。
他和团队多番尝试，终于掌握了技术，把挖出的粘土用作填海材料，开启德光岛的填海计划，后来也推广到其他工程，大大减少我国对入口沙的依赖。新工大榜鹅校舍的填海地段，他也曾参与。
2021年他卸下新工大校长一职后，依旧留在新工大任职大学教授，同时花更多时间从事自己最爱的土木工程咨询工作。
有趣的是，身为工程顾问的他，却对过度依赖顾问的做法不苟同。“我们很习惯一遇到问题，就请顾问。但顾问不一定真正了解问题核心，解铃人还须系铃人。必须自己先思考，顾问只是辅助，给的方案不一定是最好的。”
忠告年轻人动手解决问题 勤学也饮水思源回馈社群
这也是他对年轻人的第一个忠告——遇到问题，先卷起衣袖，动手动脑。
第二个忠告，是不断地学习、忘记所学（Unlearn）以及再学习。忘记所学就是放下过时的知识和技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忠告是，莫忘曾造就自己的社群。“假设每个成功的人走出去后不再回流，留下的是不成功的人，那个社会永远不会改变。成功的人要饮水思源，社会才会变好。”
这个感悟，在陈添顺留学美国时，特别强烈。“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些来自贫穷区的成功人士，从斯坦福等名校毕业后，没有回到原生社区帮助其他人，结果原生社区依旧很贫穷。”
正因此，他选择回新加坡发展。“从小学到高中，再到本科和加州理工学院，我似乎没有花到一分钱，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是新加坡培育我。我们那个时代，对新加坡是很感激的。”
他在新工大的校训中，加入了学生应具备的四大特质之一“立足社区”（grounded in the community），正源自此。他寄望毕业生成功后，能运用技能和知识，服务和改善所处的社会。
回看11年的校长历程，他给自己打了“中上”的成绩，没什么遗憾。
陈添顺说，2012年，时任教育部政务部长的黄循财邀请他担任新工大校长，就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
“多少人有机会能从零做起，办起一所全新的大学，这是我和我的团队共同建立起来的，不是这边添一点、改一点而成的。我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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