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达到永久居民配额顶限的组屋比率近年持续下降，但专家提醒，这更多源于结构性因素，并不代表邻里融合问题已经解决。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族群与永久居民高度集中的社区正逐渐浮现，邻里互信或面临新的挑战。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梁振雄博士长期研究新加坡族群融合政策，日前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明了最新的调查研究结果。
调研显示，过去九年来，达到永久居民配额顶限的组屋比率持续下滑，从2017年的5.18%降至2025年的1.56%。这个趋势同坊间普遍认为永久居民导致组屋人口过度密集的印象相反。
据梁振雄分析，这一变化主要源于结构性因素。过去十多年来，我国的永久居民人口一直维持在约50万的水平，而公民人口和整体组屋供应则持续增长，在基数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受永久居民配额影响的组屋比率自然下降。
不过，这种统计上的变化并不会必然地转化为社会观感的改变。一名永久居民一旦成为公民，便不再列入永久居民的配额统计，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国人仍可能将他们视为“外来者”。
梁振雄说，这类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反映的是更深层的社会偏见，也凸显在讨论族群融合与社会包容时，数据上的改善未必等同于认知与接纳程度的同步提升。
“高度多元”易滋生对移民排斥态度
根据这个调研，永久居民配额触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先驱与裕廊、北部的马西岭与兀兰，以及东北部的盛港与榜鹅。在这同时，裕廊西是近年来少数族群聚集日益明显的地区之一，马来与印度族群配额触顶的情况在过去五年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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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在同个社区中，数个族群与永久居民同时高度集中的情况，梁振雄称之为“高度多元”（super diversity）。他说，这样的社区往往呈现出较低的社会互信度，也更容易滋生对移民的排斥态度，对多元文化政策支持度也会倾向于偏低。
他研判，这可能与所谓的“部族信心”（tribal confidence）有关。当少数族群所处的邻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其他非本地群体时，一些居民可能感到不安或受威胁，对新来群体的信任与接纳意愿就会削弱。
梁振雄说，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是否感到自在与安心，往往是社会互信、社会资本与多元文化信心的基础；在高度多元的邻里中，这些方面的信心一般更难以维持。
“当人们长期跟语言不同、背景各异，或被视为‘短暂停留’的群体比邻而居时，更容易退回自身熟悉的社交圈子，跨群体互动会减少。久而久之，这会削弱邻里之间的信任。”
他说，现有社会设施的配置主要依据固定的规划参数，例如按人口比例分配设施的数量，结果这就往往把资源平均摊薄，难以有效回应不同社区的实际需要。
他认为，这些“高度多元”邻里就很需要这样的针对性介入方式。当局应在规划上“跳脱既有参数”，为这些热点区额外配置资源，增设社区俱乐部或其他融合节点，更精准地推动社会互动。
“相对于全岛一体化的做法，集中资源于最需要介入的社区，更有助于提升社会凝聚力，也能取得更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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