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今年的组屋转售交易中，几乎每三起就有一起达种族配额的限制，其中马来族配额触顶的比率在过去10年几乎翻倍。
受访学者认为，族群融合政策仍是我国多元社会的重要制度基础，但成效主要体现在防止族群隔离，在促进更深层的跨族群互动还有待提升。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梁振雄博士长期研究新加坡的族群融合政策。他追踪分析本地的组屋族群分布情况，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明有关研究结果。
这个调查研究显示，过去10年，约三成组屋在转售时触及至少一项种族配额顶限，2020年一度升至34%，2025年为30.8%，明显高于有关政策1989年推出初期的24.3%；这反映出，不同族群在这些邻里中的聚居程度有所深化。
在各族群中，华族配额触顶比率从2016年的17.7%升至2018年的19.5%，2025年为15.9%，长期处于高位，但整体相对稳定。触顶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宏茂桥、碧山和后港等中部成熟区，这些地段的收入较高居民多、组屋转售价更高，并且邻近有热门小学。
印族与其他族群配额的触顶比率也相对平稳，从2016年的6.8%增至2025年的9.2%，热点区主要在白沙、淡滨尼、马西岭和裕廊西。
马来族配额触顶情况的变化则相对显著，2016年至2018年约有4.7%，到了2019年几乎在一年内翻倍至8.9%，2024年升至11.6%，2025年略回落至10.3%。
梁振雄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这一变化与勿洛北一带组屋的屋龄在2019年陆续跨过50年有关。转售价随着屋龄增加而下调，更符合马来家庭的负担能力，因此短时间内吸引很多买家进入，促成有关种族配额迅速触顶。
另一个因素是，这些地区向来具有较深厚的马来社群基础，长期以来是这个社群偏好的居住区。马来族配额触顶的其他热点区还包括马西岭、兀兰、白沙、淡滨尼和勿洛等。
延伸阅读
我国政府在1989年推出族群融合政策，以通过设定组屋的族群住户比例上限，避免组屋区出现任何族群过度聚集或族群隔离的现象。
管理多元社会 族群融合政策仍是重要制度支柱
这个研究显示，族群融合政策至今仍是新加坡管理多元社会的重要制度支柱，否则不同族群的居住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
不过梁振雄指出，有关政策在结构上防止族群完全分隔，但这种“融合”更多停留在表层，未必反映跨族群互动有所增强。这主要是因政策难以消除“微型隔阂”，即居民虽同住一地，社会互动却仍沿着族群或社会背景进行。
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终身荣誉教授蔡明发在上述研讨会上指出，对多数在职成年人而言，社交生活主要发生在学校或职场，而有邻里互动的往往是年长者、孩童和外籍家庭帮佣。
他以外籍帮佣为例指出，这个群体因日常活动而自然聚集，反而形成较紧密的社区网络，显示社区互动更多在于空间共用，而不是政策安排。
蔡明发认为，本地组屋的设计削弱这种可能性，尤其是新式组屋越来越少公共走廊和组屋底层空间，取而代之的“多功能亭子”由于经常用来办丧事或法事，反而导致居民回避。
对于如何促进跨种族交流，梁振雄建议，当局应把政策重心从“数量”转向“质量”，更重视小贩中心、社区俱乐部、补习中心等可促成自然互动的“有机空间”。同大型社区活动相比，规模较小、更有亲切感的交流形式，也许更有助于培养真实而可持续的跨族群互动。
梁振雄指出，当局近年来尝试以重新分配空间的方式推动社会融合，例如新的组屋分类模式、把名校迁往非中心区，以及在新组屋尤其是受欢迎的项目中，推出混合租赁与不同房型的单位，这些做法长期而言是否足以弥补政策局限，并真正促进更深层的社会融合，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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