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40年的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riminal Legal Aid Scheme，简称CLAS）与三年前成立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Public Defender’s Office，简称PDO）互为补充，共同承担刑事法律援助需求，使本地法律援助生态更完整，目标一致——确保无人被遗漏，一个都不能少。
CLAS由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Pro Bono SG）管理。办事处首席执行官林宇德（56岁）指出，PDO自2022年底设立以来，仅服务公民和永久居民，不包括外籍人士，因此CLAS扮演关键角色，仍是外籍弱势者的主要求助渠道。
CLAS也带来灵活性，可覆盖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未必涵盖的领域，并快速响应新需求。这两项计划结合，使援助体系更全面、精细。
CLAS与PDO共建 我国法律援助生态
林宇德非常看重PDO与CLAS的“共同提供”模式：PDO带来制度资源，将约40%批准的案件转介给CLAS，而CLAS也协助求助的人。“这确保了强有力的国家支持，同时维持法律业界广泛参与司法可及性的传统。”
他指出，无偿工作的意义，在于志愿律师亲自走入刑事体系，为弱势群体发声。
“共同提供模式体现一个理念：司法可及性是一项共享责任——国家、法律行业和更广泛社区共同承担。”
自1985年由律师发起以来，CLAS一直是确保人人获得刑事辩护的基石。“对我而言，CLAS的‘怜悯之心’一直体现为：把时间与关注给予那些没有其他人能为他们发声的人。”
2007年，当林宇德接手无偿服务办事处（Pro Bono Services Office，2022年改为Pro Bono SG）时，无偿法律服务零散，志愿律师不足。
取决于专业与诚信 卓越辩护和无偿工作无冲突
为扩大服务规模，他推动“以律所为单位参与”，争取大型律所整体承诺，以确保稳定人力，而不只是依赖零星志愿者。
无偿服务办事处于2015年推出CLAS培育计划（CLAS Fellowship），萨达娜（Sadhana Rai，38岁）律师是首批成员。如今，她以成为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诉讼代理部主任，是带领律师团队处理诉讼案件的一线指挥者，角色从个人学习者转向年轻律师与实习生的指导者。
她说，培育计划既是“避风港”，让年轻律师在安全、严谨、不怕犯错的环境中实践，也是一块“起跳板”，帮助他们找到职业理念与勇气。
CLAS案件往往牵涉复杂事实、脆弱客户与重大后果，要求律师兼具辩护能力、同理心与判断力。她强调，无偿工作与卓越辩护并无冲突，优秀与否取决于专业与诚信，而非客户是谁。
她常对客户说：“我看见你。我会陪你走过这段路。我会为你而战。”
年长被告没律师代表只能认罪 苏加达：无偿辩护化困境为契机
在她看来，法律若以谦逊之心运用，能恢复人的尊严——陪伴当事人穿越司法流程、倾听故事、尊重选择，让当事人真正感到被看见与受尊重。
因从未获得律师代表，一名年长华族男子在多次被控暴露猥亵罪时，只能选择认罪。
直到CLAS义务律师苏加达（Sujatha Selvakumar）为他争取精神评估，才揭露这些“罪行”其实是源自童年性虐待创伤的求救信号。
新证据让法官改判他接受复健，而非更长监禁。
苏加达深受触动：“尽心辩护能为一个人带来这样的改变——把法律困境转为疗愈契机。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经历。”
江曦文：提供法援要从客户角度出发
“客户才22岁，再试最后一次吧！”
久久联系不上客户、手上案件繁多，江曦文（32岁）请示上司能否解除代表责任，得到这样的回答。
于是她亲自前往客户位于兀兰的住所。“长途跋涉”后，见到怀抱新生儿、与母亲同住一房式组屋的女孩——无钱充值电话卡，也无法抽出时间到法院。最终，女孩获判缓刑监视，得到第二次机会。
江曦文现为法律义务办事处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经理。她深切体会到，同理心是法律工作的核心，律师肩负改变他人生活的责任。
“每个客户都有独特故事与背景，这些因素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每次互动都提升我服务下一位客户的能力。”
在法律服务中，同理心意味着理解：客户问题常与家庭、社区及社会支持交织。
经济拮据的客户缺乏“时间自由”，身兼数份工、做不带薪假的工作，或肩负照护责任。抽空寻求法律援助，须付具体代价——损失收入、延误照护、牺牲休息，或日后承受更大工作压力。
因此，提供法律援助不能只从法律出发，而要考虑客户现实——在他们方便的时间和地点会面，与其他专业人员协作，从整体角度处理问题，理解他们可能面对的多重挑战。
“积极的结果不仅是法律上的胜诉，更关乎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稳定，以及当事人的心理与情绪健康。”
延伸阅读
能在组织中接触多元工作、与志同道合者并肩前行，让江曦文更确认方向，也成为持续投入的动力。
蔡承颖：不能草率否定“看似不可能”说法
“不是吧？连诊所名字、在哪儿，都记不得？”
2015年，当涉嫌吸海洛英的惯犯称服用含可待因（codeine）的咳嗽药水，导致尿液呈吗啡阳性，却忘记诊所关键信息时，现为法律义务办事处副首席执行官蔡承颖（37岁）难以置信。
她没有放弃，写信给后港所有诊所核对记录。当时虽然不抱期望，后港5道一家诊所居然回复，并附上男子之前的处方。她提交说明与处方，控方最终撤销指控，男子获判无罪。
案件让她深刻体会CLAS律师肩负的重大职业责任。“若当时否定他的说法，他可能被判七年以上监禁和六下鞭刑。每一天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自由、生活与未来。男子在还押期间失去工作和住所，这说明在这些案件中，每一天都至关重要。”
她指出，律师必须仔细评估每起案件，权衡指控严重性、对客户潜在影响及可追查线索，不能因客户说法看似不可能就草率否定。不过，在履行责任与合理管理资源之间也必须取得平衡，不能追查每个“看似不可能“的说法，也不能仅因听起来不大可能就否决。
“当案件关乎个人自由与生命时，全面细致不是选择，而是职业道德的一部分。”
亚伯拉罕维吉：弱势群体 更需称职法律意见与辩护
被控误杀的女佣称遭两名警员威胁自认罪行，但六名警员的证词一致，显示三天录口供期间，似乎只有一名印度族警员在场。义务律师找到关键突破点，推翻这道“铁证”，法官裁定女佣的证词不具可采性。
这起斯里兰卡籍女佣的案件，也是2014年担任CLAS主席的亚伯拉罕·维吉（Abraham Vergis）高级律师首次在高庭代表杀人案件，让他印象深刻。
女佣称，两名印族警员威胁她：若不承认谋杀，他们会告诉斯里兰卡当局，她的家人同情淡米尔之虎（Tamil Tiger）——她将此视为家人安全受威胁。
然而，面对六名警员提交的“集体”证词，有关“两名”警员的指控似乎难以置信。
突破口出现在维吉要求控方披露身份已知的印族警员的口袋日记。他的日记显示，凌晨约1时30分，确有第二名印族警员向女佣问话，随后女佣才开始向其他警员录下自供罪行（self-incriminating）的口供。
控方证人接受以维吉为首的三人律师团队盘问时，承认“遗漏提及第二名警员的参与”，法官对此感到不安，认为这些证人呈现误导性的印象，裁定六份口供都不可采纳。
“事实证明，尽管警方证人陈述众口一词，我们的当事人一直说的是实话。
“这一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获取称职法律意见与辩护是多么关键，尤其是对面对严重指控的弱势群体而言。”
维吉也推动CLAS为义务律师提供小额酬金（honorarium），补助自雇律师的基本成本。
一些人批评，无偿法律服务应完全免费，但他采取务实看法：一笔小额酬金能支持在财务上受限的律师接手无偿案件，甚至有能力承担更多案件。
他指出，多数CLAS志愿律师是自雇人士，若花整周处理无偿审讯便无收入，但仍须支付租金、员工薪水等开销，与大型律所受薪律师截然不同。
“许多不需要酬金的律师会退回这笔款项；有些则自行承担案件相关费用。这项举措本质上并非为了报酬，而是为了让自雇律师能够并得到支持去办理无偿案件。”
他希望法律义务办事处能继续识别并填补法律服务的空白——尤其关注现行法律援助计划未覆盖居住在新加坡的外籍弱势群体。
普雷姆纳特：慈悲正义相互强化
新加坡干净高效，但贫困与艰难“并不喧嚣”，常在个人孤立无援时显现。
CLAS副主任兼法律运营主管普雷姆纳特（Pramnath Vijayakumar，37岁）说，全职刑事辩护工作，让他看见弱势群体以更安静、隐蔽的方式存在。
他坦言，原本只想磨练庭辩技巧，但与当事人接触后，很快意识到被控者背后常有恐惧、困惑和对法律制度的无力感。“在法庭上为他们发声，不只是法律职责，更是道义责任。”
在他眼中，脆弱并非单纯的收入问题，也涉及教育、心理健康和家庭环境，有时甚至只是因为“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
“当律师走进他们的生活，即便只是短暂参与，我们给予的不是法律建议，而是尊严——让他们确信自己会被听见，让他们知道制度不会因为他们付不起律师费而忽视他们。”
他举例，一名CLAS代表辩护的男子曾与朋友盗取铜线，获利约280元，他只是帮忙“看水”，并非主谋。深感懊悔的男子，用仅存积蓄归还赃款，承担全部责任。案件审结时，他如释重负，感谢义务律师全程支持，并立志服刑后重新振作，成为守法公民。
普雷姆纳特说：“CLAS让我明白，慈悲与正义并非互斥，它们相互强化。”
CLAS里程碑
- 1956年，新加坡通过《法律援助与咨询条例》，为民事案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但刑事援助条款未落实。
- 1983年，新加坡律师公会成立法律援助小组委员会，由伊莱雅士（Harry Elias）高级律师领导，构思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LAS）试点方案。
- 1985年，CLAS正式成立，伊莱雅士任首任主席，获本地酒店与房地产大亨王明星3万元启动资金。计划初期规模小，由少数志愿律师处理案件，是新加坡刑事法律援助的开端。
- 2007年，律师公会成立无偿服务办事处（PBSO），集中管理无偿法律服务并接管CLAS运作，标志着刑事法律援助迈向制度化。
- 2010年，开始为社区组织设立法律诊所。
- 2013年，政府成立刑事法律援助指导委员会，由高庭法官主持，成员包括律师公会、刑事律师、新加坡法律学会及律政部，负责规划加强版CLAS的制度框架。
- 2015年，22家律师事务所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每年处理300起无偿刑事案。CLAS培育计划（CLAS Fellowship）启动，由律师事务所赞助或借调全职律师，系统地培养刑事辩护人才。
- 2015至2021年，CLAS每年平均协助逾1200人，是2015年前的三倍。政府提供资金支持，CLAS推出加强版，包括放宽经济状况评估、扩大涵盖罪行，让更多人可申请援助，并为志愿者引入酬金。
- 2019至2020年，政府全面检讨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并评估设立公设辩护机制的可行性。
- 2022年，无偿服务办事处改称“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Pro Bono SG）
- 2022年12月，律政部设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PDO），与Pro Bono SG共同提供法律援助，并将约40%案件转介给CLAS。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