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法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统治、危机与改革中反复塑形。从早期权力高度集中的裁决方式，到制度化、专业化，再走向现代法院体系，司法发展的每一步，皆深受时代条件所左右。
在现代法治建立之前，14世纪的裁决权由拉惹或苏丹依习俗行使，统治权源自“神权君主”（Deva-Raja），法律、行政与执法高度集中。
19世纪议事屋调解民众纠纷
到了16世纪，苏丹不再独自裁决。首相（Bendahara）、天猛公（Temenggong，负责维持和平与治安）、海军司令（Laksamana）和港口与商贸官（Shahbandar）组成顾问团，依循马来习俗和习惯法（Adat Law）共同处理规章制定、执法与裁决事务，尚无现代的分权概念。
1819年，英国人抵达新加坡，担任明古连（Bencoolen）副总督的莱佛士与柔佛苏丹及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署《友好与联盟条约》，允许英国在岛上设置贸易站。当时岛上尚无正式法院，涉及英国臣民的案件，甚至要送往3900公里外的加尔各答审理。
第一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在资源极度匮乏下，每周一在住所“Rooma Bechara”（议事屋），与苏丹与天猛公调解民众纠纷。
早期治安管理不足，犯罪频发，私会党公然作案。1823年，法夸尔被获释囚犯刺伤，凸显建立正式法律框架的迫切性。
《第二司法特许状》 奠定新加坡司法基石
1824年《英荷条约》签署后，英国正式拥有新加坡主权。1826年11月27日，英国皇室颁布62页的《第二司法特许状》（Second Charter of Justice），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峡殖民地建立统一司法体系，并引入英国普通法。
特许状确立了“法治”（Rule of Law）的核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族群、文化或宗教，都受同一法律约束。这为新加坡后续繁荣、社会信任和未来司法创新奠定了基石。
然而，早期的法治之路充满挑战。首席司法官（Recorder）约翰·克拉里奇（John Claridge）因交通工具不足及人手薪资问题，拒绝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之间巡回审理，最终于1829年因“抗命”被召回英国。
1830年，时任总督富勒顿（Fullerton）认为在新特许状颁布前无人可行使司法职权，在任期结束前关闭法院，使司法运作和社会陷入混乱，商界因债务无法追讨而愤慨，监狱也因案件积压而人满为患。
直到1832年，在新加坡经历长达17个月的“司法不确定时期”之后，伦敦当局才下令重开法院。1855年，《第三司法特许状》颁布，新加坡终于获得专设的法官和独立的司法机构。
1867年，新加坡转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迎来重大的司法改革：司法职能正式与行政、立法职能分离。自此，法官不再由总督兼任，必须由受过法律训练的专业人士担任，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也同时设立。1873年的法院条例更是设定了严格的执业门槛，终结了业余法律代理人的时代。
随着制度的专业化，新加坡法律界也展现多元化的色彩，本土先驱开始崭露头角。1893年，宋旺相（原名宋鸿祥，Song Ong Siang）成为首位获得执业律师资格的本地华人，并在后来成为首位被封为爵士的亚洲人。
1904年和1912年分别出现了首位印度裔和马来裔律师，1929年张舜琴（Teo Soon Kim）成为首位女律师。
日治时期法治脆弱 成司法史上最黑暗一页
延伸阅读
1942至1945年的日治时期，是新加坡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军进驻后，新加坡改名“昭南岛”，法律不再为民服务，而是沦为维持占领者需求的工具。表面上虽恢复部分法院并声称保留普通法，但前提是不得干扰日军的军事行政。
这一时期，日本宪兵队（Kempeitai）拥有绝对权，无须审判即可随意逮捕、甚至处决平民，即便是“咖啡店老板多收两分”这类琐事，也会遭到严厉罚款或监禁。
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肃清大屠杀”，数千名华人平民因被怀疑“反日”而惨遭杀害。
1945年日军投降后，新加坡从受害地转变为战罪审判的枢纽，在1946至1948年间举行131场审判，追究包括肃清大屠杀在内的暴行责任。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在外国统治下，法治与正义是何等脆弱。
我国走向独立后 司法开始本地化
随着新加坡从殖民地转向独立共和国，司法体系开始本地化。1955年，陈亚达成为首位被委任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本地律师。1963年，黄宗仁就职，成为首位亚洲大法官，并在职27年，为新加坡史上任期最长的大法官。
在人才培养方面，1957年马来亚大学（新加坡校区）设立法学院，首届22名毕业生于1961年完成学业，其中包括前大法官陈锡强和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
为使司法体系更贴合本地社会和经济现实，新加坡进行多项制度改革：1969年废除陪审团制度；1993年设立初级法庭（涵盖地方法庭、推事庭、青少年法庭和验尸庭）和单一最高法院上诉庭。
设立多个专案法庭 让法律触及普通民众
独立后，新加坡法律随不断演变的犯罪威胁而进化。例如，1973年通过《滥用毒品法令》，1975年引入强制死刑，旨在打击毒品贩运，并针对非法借贷及网络诈骗等罪案，持续更新法令。
为了让法律触及普通民众，新加坡设立多个专案法庭，包括小额索偿庭、雇佣纠纷索偿庭、邻里纠纷仲裁庭和防止骚扰专案法。在家事司法领域，则通过治疗式司法理念，重点保护纠纷中的儿童福祉。
新加坡法院正通过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等数码化手段提升司法效率。新加坡凭借法治信誉，在2015年设立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SICC），并在2024年协助巴林设立巴林国际商业法庭（BICC），延伸司法影响力。
过去200年，法院建筑的变迁见证新加坡法治的发展。从租赁的麦士威屋（现艺术之家），到1867年的皇后坊专门法院；1939年落成的旧最高法院大厦下，埋有预定于公元3000年开启的时间胶囊。
2005年启用的新最高法院大楼，以象征公正与透明的设计著称；2019年启用的国家法院大楼，则体现了法治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特许状与法院：新加坡法治200年》展详情
- 日期：1月12日开始，为期一年。
-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8时30分至下午4时30分，以及星期六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
- 地点：最高法院大厦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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