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苏菲亚·阿奇乐塔（Sophia Archuleta）副教授因为丈夫在新加坡觅得新职，夫唱妇随，离开纽约的西奈山医疗中心。在当时到美国访问的国大医学院院长黄聿立教授强力“推销”下，她加入国大医院成为传染病专科医生。
她说：“一点也没后悔。我和先生现在都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他退休了，我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到现在，不打算离开。”
目前，她除了是国大医院传染病科高级顾问医生，也在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平等机会与职业发展组担任助理院长。
苏菲亚的专科领域是爱之病，初来乍到时，对本地爱之病的治疗，有点“吃惊”。
“在美国，治疗爱之病是多学科合作的，有传染病医生、心理医生、辅导员和护士等一起参与，这里有点各自为政。”
在亚洲社会，爱之病承受的社会歧视更甚，要打破成见，谈何容易。
“要当一名转攻爱之病的专科医生，对自己的同理心要求更高。我们绝对不能露出任何让病患觉得被歧视的蛛丝马迹，看诊时一定要用对待一般人的语气和态度。”
苏菲亚说，爱之病一度被视为世纪绝症，而今更接近一种可控制的慢性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关键在于及早诊断，按时服药复诊，病毒载量可以降低到检测不到的水平，不具感染力。目前，患者必须终身服药，每月药费在政府津贴后介于100至200元。
如今有了有效药物，能在发生性行为前后服用，大大降低感染爱之病病毒的风险。
“爱之病就和传染病一样，只要你经常有性行为，就应该做预防。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预防手段常态化、普及化。”
这是否等同于鼓励人们滥交？
苏菲亚的答案十分明确：“我不会去判断病患的性行为偏好，我身为传染病医生，重点是告诉病患和公众，这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慢性传染病。”
正是因为抱持这观念，她于2009年在国大医院创立并领导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计划，并在2017年至2024年，出任国家传染病中心全国爱之病项目主任。
组建多学科团队包括社工等 为爱之病患者提供全面支持
当时规定，在国大医院急诊或住院的爱之病患者出院后，必须转介到传染病中心继续跟进，不能继续留在国大医院接受门诊。为了让西部居民更方便接受护理，她决定设立这个计划，让患者有更多选择。
苏菲亚借鉴在纽约的经验，组建多学科团队，除了传染病专科医生，还有护士、药剂师和社工等，提供全面支持，同时为有志投身传染病学的初级医生安排培训。
尽管与10年前相比，人们比较能以平常心看待爱之病，但是与这个病毒如影随行的社会歧视和成见依然普遍，即使在医疗圈内也不例外。
在多场国际和区域爱之病会议上，她听到不少医护人员分享：自己的丈夫和家人总是担忧他们被感染；身边亲友因不认同爱之病患者的性行为选择，对他们的看护工作也嗤之以鼻，让看护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
“爱之病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但围绕着它的污名，常常使医护人员觉得孤立无援。”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并非所有体液都能传播，风险最高的是性体液。
家属最关心的是，照顾爱之病患者，会不会被传染？
“医护人员并没有打算和病人发生性关系，那又何来感染爱之病病毒？”
她坦言，自己常常觉得这是个“愚昧的问题”，但也正好反映社会观感。
她说，爱之病病毒不会因为同坐一个马桶、共处一室就被感染。
值得欣慰的是，如今公众对它的认识有所提升，病患知道自己确诊后，反应也比过去务实许多。在经历错愕、震惊等情绪后，患者往往会主动咨询治疗方案，整体接受度比以往好很多。
建议让预防药物更容易取得
苏菲亚说，现在爱之病的治疗手段进步很多：每天一颗药，副作用相对轻微，医药费比过去低，而且可获政府补贴。
俗语说，预防胜于治疗。预防感染爱之病病毒的性前、性后药物，如今非常有效，如每日服用的暴露前预防药物（pre-exposure prophylaxis）或是连续28天服用的暴露后预防药物（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她认为，这类药物应该像紧急避孕药般易于取得，而且咨询便利，公众能自在地向询问普通全科医生，甚至是药剂师或高级护士。
“想象一个对爱之病没有偏见的世界，人们可以很自在地和医护人员谈论与性行为相关的健康问题，就像要不要注射某种疫苗一样。例如，有人打算出国寻欢作乐，出发前可以去看家庭医生，说：‘我要拿些药，因为我可能会和不认识的人发生性行为。’”
然而，这会否过于“开放”、甚至形如“默许滥交”，尤其是在同性婚姻不合法的新加坡社会？
苏菲亚说，医生的职责不是去评判一个人和谁发生性行为，而是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哪些行为可能危及健康，并帮助他们在现有选择下尽量保持健康。这正是同理心的体现，也是传染病医生、尤其是爱之病专科医生在实际工作中应有的态度。
“爱之病病毒不理会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也不理会你的性取向。只要你有过性行为，就有风险。”
因此，她对防控爱之病的另一愿景是，每个人一生中至少做一次爱之病病毒检测，知道自己的基线状态。这才是成熟的健康素养。
“我们已经拥有很好的预防工具和治疗手段，但最关键的一步仍然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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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众可以在全国指定零售药店购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自检试剂盒，以拭子自行采集口腔样本，约20分钟即可得知结果。售价不超过30元。
查病因百无禁忌 “医学侦探”爱发问
与心脏科、脑科相比，传染病科似乎少了几分光环，为何有人愿意与细菌、病毒、真菌为伍？
苏菲亚笑说，这或许与家庭背景有关。母亲是微生物学家，她从小有机会透过显微镜观察微生物，父亲则是病理学家，耳濡目染下，自然而然朝向生物相关领域发展。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而是在纽约的医院轮岗传染病科时，才决定选它。”
传染病医生的接触面吸引了她。
苏菲亚说，传染病专科完美结合临床与公共卫生，既能在治疗病人，又能在疫情暴发和全球大流行病时，参与更宏观的公共卫生应对。冠病疫情就是鲜明例子。
更特别的是，传染病本身充满变数。同一种病原体，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基因构成，甚至他所处地区的流行病学特征，都会深刻影响疾病的进程和症状。而且它们与每一位“宿主”之间的互动，复杂又多变。
“这种高度动态、不断变化的特性，让传染病领域永远充满挑战，从来不枯燥，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位病患带来什么难题。”她笑着说，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异彩。
因此，优秀的传染病专科医生必须具备强烈的好奇心及开放心态，愿意不断学习、追根究底，而且关心政治时局。
新闻时事是“前情提要”
战争爆发时，难民涌入营地，恶劣的卫生条件容易引发蚊虫滋生；森林大火、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也可能带来新发传染病，或让旧疾死灰复燃。这些新闻与时事都是传染病专科医生必须随时紧贴的“前情提要”。
传染病专科还有一个魅力——医学侦探。
当其他科室的医生遇到查不出原因的疑难杂症，怀疑可能与感染有关时，往往请传染病医生来“会诊破案”。
“我们的任务就是抽丝剥茧，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不做外科手术，除了听诊器，也不太依赖复杂的操作，我们靠的是不断的发问。”
苏菲亚说，传染病医生会“问很多问题”：去过哪里旅行、小时候住在哪里、童年感染过什么疾病、接种过哪些疫苗、日常生活习惯和爱好是什么、养过什么宠物。再把所有信息和线索拼凑在一起，构成更完整的病历图。
“当然，我们也问性生活史。” 特别是面向爱之病患者，这点非常重要。
不过，她强调，提问的前提是，必须让病患明白，医生为什么须要了解这些信息，尤其是涉及隐私的问题。
她说：“我们得要清楚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些信息，包括你上一次和谁发生亲密关系，并且强调，这绝不带任何批判或成见。
“我们发问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更清楚了解感染的来龙去脉，从非常实际和务实的角度出发，推断可能面临的健康问题。”
这也是她再三强调的同理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设身处地，站在病人的角度来提问。如果我们不知道答案，就坦承不知道，就用心聆听，毕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在战争和极端气候事件愈发频繁的当下，未来传染病会否更常出现？人类是否更容易受感染？
苏菲亚认为，新旧病原体的出现，原因非常复杂，例如更多人服用抑制免疫药物对抗癌症、器官移植或慢性炎症，加剧抗药性和耐药性问题，间接加大被感染的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学会‘预期意料之外’——随时做好准备”。
积极从制度层面推动 争取医学界两性平等
职场上的两性不公屡见不鲜，在历史悠久、等级分明的医学界尤为明显。
苏菲亚就多次在公开场合亲身经历这种偏见。她和同事出席区域会议时，明明自己才是项目负责人，但有人上前寒暄时，从头到尾只盯着她身旁的男同事说话，以为他才是领导。直到细问由谁带队时，对方才赫然发现摆了个大乌龙。
“这种默认男性为领导的场景，我屡见不鲜，我通常会直接告诉对方，我是他上司，由我带队。”
这不仅令人尴尬，也折射出医学界和学术界性别不平等的情况。
很多时候，这些不是恶意歧视，而是以“微侵犯”（microaggressions）形式出现。例如，年轻女医生和男医生一起查房时，常被误以为是护士或初级医生；在学术会议上，男同事被尊称为“教授”，而她虽有相同头衔，却被轻描淡写地称作“医生”；在一些严肃的专业场合，有人对她的着装评头论足，男同事则不会面对这种情况。
为此，她在2017年与志同道合的女性，共同发起国大医学组织科学与医疗界女性团体（NUHS Women in Science and Healthcare），后来也参与设立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平等机会与职业发展办公室，目前担任助理院长，积极从制度层面推动职场两性平等。
苏菲亚认为，两性不公并没有明文的歧视，而且潜藏在日常互动中的“无意识偏见”（unconscious bias），从女性是否选择进入学术领域，到晋升过程中的每一步，渗透在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现实中，女性往往承担更多家庭照护责任，常因生育、照顾年迈父母等原因，暂时退出职场或放慢脚步，导致走到高层的寥寥无几。
设基金助女研究员重返岗位
为纠正这些偏差，平等机会与职业发展办公室陆续推出多项倡议，如确保晋升委员会、招聘小组等不再是清一色的男性；设立“休假支持基金”，帮助育儿或家庭原因而暂停科研工作的研究人员顺利重返岗位等。
目前，学术界和医学界的两性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高层领导与高级职称中，女性比率仍明显偏低，但至少已取得进展。
更重要的是，数据表明，女性的某些优势能与男性取长补短，为整个机构带来利益，例如在关注其他女性和弱势群体方面，女性能表现出更强的同理心和沟通能力，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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