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星期一（8月4日）宣布成立五个新的委员会，展开经济策略检讨，制定长远发展蓝图，以使新加坡经济能在全球保持竞争力。
其中，政府特别设立了一个创业委员会。领导这一委员会的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圣辉说，政府下来将继续吸引创业资金和人才。他也提到，政府将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创业生态系统。
事实上，新加坡的创业生态系统，近年来一直在国际上排名居前。
国际研究机构StartupBlink《2025年起步公司生态系统指数》指出，新加坡继续稳居亚太区起步公司生态系统表现最佳城市，并在全球排名中上升一位，位列第四，仅次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和英国伦敦，稳居亚洲之首。
报告指出，新加坡稳定的金融环境、亲商政策和税收优惠，使得全球初创企业纷纷来我国注册。此外，明确的监管框架，也增加了投资者信心。
新加坡也拥有全球成长最快的初创系统。美国软件公司HubSpot的调查显示，新加坡拥有全球6％增长最快的初创企业，这超过了旧金山（5％）和伦敦（4％）等传统科技中心。
晚期融资金额连年减少 初创企业或止步于半路
另一间研究机构Startup Genome则指出，新加坡在全球生态系统中排名第九，而成长指数则名列前茅，近一年成长幅度达44.91％。
这家机构也特别提到，我国是政策主导（policy-led）生态系统的典型。随着全球创业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下降，以及人工智能（AI）占领主导地位，新加坡的生态系统证明，战略干预可以带来巨大收益。
不过，排名位居前列，我国的初创生态系统是否就“完美无瑕”？
初创研究机构Tracxn数据显示，我国的初创系统在2024年，共筹集21亿美元（约27亿新元），较2023年的48亿美元下滑56％。其中，晚期融资降幅最为显著，从2023年的28亿美元大跌74.71％，至仅7亿美元。
晚期融资通常指的是B轮、C轮，直到IPO前的轮次，通常是企业走向规模化发展的时期。
虽然从数量上看，新加坡的融资水平依然很高。不过，许多资金集中在种子轮和早期融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年，新加坡每年都有近400多宗的种子轮和早期融资。不过，晚期融资则仅20多宗，数量与金额也连年减少。
晚期融资的匮乏意味着，许多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将止步于中段。
这一现象也使新加坡在Startup Genome的评分报告中，绩效表现（performance）一栏得分相对较低。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衡量企业从A轮走向C轮，以及培育独角兽（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企业）比率的初创成功率一项上，新加坡的得分尤为偏低。
针对政府如何支持处于成长期的初创企业，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创新生态与 社群司长严欣怡受访时说，企发局在“起新—投资”（Startup SG Equity）下与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初创企业。
当局此前已经为相关计划的补助金再投入4亿4000万元，并把单间企业的股权投资总额上限从800万元提高到1200万元。“我们也通过母基金（Fund of Funds，指专门投资于其他投资基金的基 金）的方式，与全球知名风头机构合作投资初创企业。”
政府也会为初创企业进入成长期提供定制化支持。例如，企发局为一间金融科技公司建立卓越中心，以培养他们所需的特定商业科技（BizTech，指同时具备商业洞察力和技术能力）的人才。
AI红利偏向中美 就业创造受限生态规模
新加坡另一项得分较低的元素是AI原生（AI Native）转型，包括AI和大数据初创企业占所有初创企业的比率，以及这类投资的比率。
Tracxn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新加坡获得最多融资的初创领域包括企业基础设施和应用、金融科技、零售和消费品等。
不过，新加坡仅有个位数的AI原生以及代理式AI（Agentic AI）初创获得融资，在数额上也显著低于以色列及英国等国家。
所谓的AI原生，是指那些从创立之初就将AI技术作为核心能力的企业或项目。这类初创公司通常不是将AI作为工具来优化流程，而是直接以AI为产品基础或商业模式。
虽然有许多国家担忧AI的迅猛发展，将取代数以百万计的岗位。不过，这类AI原生企业本身也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但当中的悖论在于，这类技术岗位的创造速度，往往紧随生态系统总体价值的增长。
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初创企业整体估值足够高、足够活跃，才能支撑起真正规模化的AI就业机会。
然而，目前全球初创生态系统的价值，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
Startup Genome的数据显示，全球90％的AI相关融资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这使得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多数国家在AI人才、资金和市场资源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严欣怡指出，政府一早意识到AI和相关领域的初创企业是新加坡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并已经在全国人工智能策略2.0（National AI Strategy 2.0）下为初创企业提供AI加速器等基础设施。
然而，新加坡市场狭小。为了帮助AI初创企业在外地扩大规模并取得良好业绩，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国际化扩张举措。这包括以开放式创新挑战 （OIC）让跨国和本地企业可以与初创企业合作，以及成立全球创新联盟（GIA）。
“全球创新联盟已经成为许多AI原生在内初创企业的启动平台。企业通过GIA的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扩展他们的解决方案并打入泰国、印度和英国等市场。”
新加坡IPO市场持续低迷 初创企业退出路径被迫外流
延伸阅读
在初创企业的发展生命周期，退出（exit）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这是指创业者、投资者或员工通过出售所持股份，实现投资回报。通常一个市场的退出活跃度，反映它是否具备让初创企业顺利实现价值释放的能力。
退出的常见形式包括：首次公开募股（IPO）、并购（M&A）和管理层收购（buyout）。通常，路径选择与企业阶段、融资状况与战略定位密切相关。
尽管新加坡在创业生态系统排名中，稳居全球前列，但从退出路径，尤其是新加坡的IPO来看，整体趋势较为平淡。多名企业上市领域的专家受访时，不约而同地指出，过去几年新加坡交易所“从未见到任何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初创公司挂牌上市”。
普华永道（PwC）新加坡资本市场合伙人薛家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2020年上市的纳米材料公司纳峰科技（Nanofilm）获超额认购，市值高达17亿元，是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本地科技类IPO。
“从那之后，新加坡市场就鲜有高知名度的初创上市。”
在本地机会受限的情况下，不少有区域业务的企业，开始转向跨境上市。
安永亚细安IPO主管曾友强受访时指出，许多新加坡企业选择赴美挂牌，主要因为当地市场的估值与流动性更具吸引力。“美国投资者对高成长企业的风险理解程度更高，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估值。”
不过，他也指出，多数高成长的科技初创尚未实现盈利，这限制了它们在主板上市的能力。“在13家赴美上市的本地企业中，10家的股价如今低于发行价。”
除了估值与流动性逊于区域同业之外，曾友强指出，新交所的结构性挑战，包括在生命科学领域更严格的上市规则，也使初创企业更青睐其他市场。
薛家全也认为，高成长行业需要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框架。“新交所若要更具竞争力，须考虑采用更具弹性的制度。例如，它可效法港交所第18C章，为尚未盈利的高成长企业开辟适应性上市通道。”
港交所2022年为五类特专科技行业量身定制《上市规则》第18C章，包括降低营收要求，以支持这类公司发展。它们包括在AI及量子运算等领域，研发占总开支一定比率的公司。
薛家全也补充道，科技企业在本地缺乏同行可比公司，也影响了分析师覆盖率与估值发现，而这些都是企业选择上市地点时考虑的因素。
曾友强指出，投资者教育是重塑这类IPO活跃度的关键。“高成长科技企业与传统行业不同，上市时通常尚未盈利，波动性也更高。我们须要加强投资者对这类企业风险与回报的理解。若能允许公积金投资于这些企业，并引导投资者建立长期的视角，有助吸引更多散户参与。”
深科技初创企业 难获传统投资者青睐
在全球初创生态排名中，新加坡另一得分相对偏低的维度是知识，这包括技术专利的数量、复杂度以及发展潜力等因素。
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在过去30年，力求建设研究型经济。政府累计投入约800亿元用于科研、创新与企业发展。不过，真正能从实验室走入市场的深科技（deep tech）初创公司仍是少数。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副校长（创新与企业）陈善威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我国过去的科研投资已经建立起世界级的研究能力，但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技术走出实验室。“新加坡已经种下了种子，现在是让它结果的时候了。”
不过，在经济不确定下，亚洲整体创投环境持续下行。去年，亚洲风险投资总额，已跌至十年新低。其中，早期阶段更是下滑5％，显示融资环境更趋保守。
陈善威说：“许多有前景的技术，难以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深科技创业常常面临长周期、高资本需求、专才缺乏的问题，这让它们对传统、追求快速回报的投资人来说吸引力不足。”
国大近期宣布了一项规模1亿5000万元的“校办风投”项目，希望系统性地为深科技初创公司提供资金与全球化成长支援。合作方包括Granite Asia以及4BIO Capital。
研究成果常被捷足先登 难以原地孵化大型企业
陈善威指出，项目要解决的痛点不仅是注资，还包括第二阶段成长路径的结构性挑战。
他说：“许多公司停在原型产品阶段，下一步要面对产品开发、市场拓展、法规合规等多方面挑战。但这些资源与人才，在本地还不够成熟。”
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是，新加坡的研究成果，最终常被纳入他国更成熟的产业链中，难以原地孵化出大规模企业。
陈善威指出，国大风投计划从一开始就鼓励企业对接全球市场。“他们须要尽早接触国际客户、建立供应链、吸引外部资金。”
什么样的企业，能在选拔机制下脱颖而出？
陈善威说：“我们不会专注有多少初创企业符合产品市场契合度（product-market fit，简称PMF，指产品能够有效解决特定目标市场问题的能力）、合作伙伴关系或早期收入等基准，而是专注于那些具有强大商业化潜力、并吸引外部资本的企业。”
除了帮助科研转化为商业成果，陈善威也希望计划可以建立起包括生命科学、机器人、材料科学等在内的技术集群，让创业者与研究者反哺生态系统，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平台型企业。
“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孵化技术，而是打造能代表新加坡走向世界的深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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