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乌节路一带，意外发现一家酒店内的餐馆，提供9.9元的日式午餐“便当盒”堂食。算上服务费和消费税，一人一餐还不到12元。
在闹市之中，普通餐馆恐怕也难找到这等好康，咖啡店的一份日式便当盒，少则也要六七元。
便当盒口味不错，分量也不少，但星期天的中午，大约只有三四桌的顾客。
让人不禁想，是餐饮竞争太激烈了吗？或许这家餐馆属个别现象，但这几年餐饮行业的竞争确实明显升级。
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1724家餐饮业公司关闭，同比增加7%。而去年关闭的餐饮业公司数量3047家，已是历来最高。如果上半年的势头继续下去，今年关闭数量可能再创新高。
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餐饮公司开业，上半年共有2333家，比去年同期大增24%。去年全年共有3793家餐饮公司开业。
开业和停业的数量双双上升，一方面反映本地餐饮行业整体规模在扩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竞争之激烈。
可是细看数据，餐饮业的销售额并没有取得强劲增长。今年上半年，除了1月份在农历新年假日带动下，取得10%增长，其他月份表现低迷，2月和3月下滑，另三个月的涨幅都不到1%。
再看餐饮服务价格数据，包括餐馆、快餐和小贩中心的整体餐饮业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每月涨幅介于1%至1.2%，其中餐馆、咖啡馆和酒吧的价格指数，涨幅介于0.7%至1.3%。
这意味着，餐饮业的销售额增长，恐怕主要来自价格上涨，销售量并没有起色。
同时，我们常有听闻餐饮公司关店或撤离市场的消息。甚至米其林星级餐馆也不能幸免，去年有八个米其林一星餐馆关闭，8月多两家Restaurant Euphoria和Alma by Juan Amador也结业，后者刚在7月24日获2025年《新加坡米其林指南》一星，28日即宣布歇业。
租金高涨与海外竞争 加剧本地餐饮业压力
虽然旨在确保租约谈判更公平和平衡的零售场所租赁协议法令2024年生效，本地一些中小型餐饮商家，仍因租金大涨而不得不结业。
此前位于实乞纳通道（Siglap Drive）的一家蛋糕店Flor Patisserie，因租金大涨57%而在7月关闭。
成员包括超过600个餐饮、零售和服务业一线商家的新加坡租户公正联盟（Singapore Tenants United for Fairness）调查显示，近八成小型商家在最近一次续约时面临租金上涨的情况。
另一方面，本地餐饮业近年来面对更大的海外业者竞争，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餐饮公司集团。曾有本地餐馆最近申诉，无法承担外来财团所愿意支付的高昂租金，被迫停业。
本地上市的餐饮公司业绩也反映生意不好做。
比如同乐集团（Tung Lok）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5财年亏损177万元，下半年虽取得盈利，但净利同比下跌52%。集团在2024财年和2025财年分别关了三间和两间店，2025财年开了一间新店，而其他店面的营业额也都下滑。集团在展望中提到了持续的宏观经济波动、营运成本不断攀升、劳动力持续短缺，以及消费者行为日益倾向价格敏感等趋势，预计都会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日本食品控股（Japan Foods）经营多个日本餐饮品牌，比如本地味千拉面（Ajisen Ramen）连锁店。它在截至3月底的财年全年蒙受790万元亏损，远高于前一年的50万元亏损。日本食品提到的不利因素，和同乐基本相似。
经营Bali Thai等品牌的餐饮业者Katrina截至6月底的第二季和半年均亏损，关闭店面导致营收减少。
延伸阅读
珍宝集团（Jumbo Group）上半财年净利下跌，并以“竞争加剧”来形容本地餐饮业。
三盅两件（Soup Holdings）截至6月底的这半年虽取得净利增长，但营收减少，原因是关了三间店面和三个云厨房，集团说，新加坡市场竞争相当激烈，本地和外国的新业者不断进入。
朋友圈内有人提及，一些来自中国的餐饮集团在本国做大后，累积了足够的资金、科技和营销专长，由于中国市场消费放缓，“内卷”现象严重，它们纷纷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不少会把新加坡作为第一站。它们愿意承担更高的租金来抢占市场份额，而因为已建立起高效的供应链和运作，可能成本上更具竞争力。
再加上疫情以来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国人每逢假日出国旅行消费、新元强势吓退海外游客，更有居家经营咖啡馆加入竞争，餐饮业面对多重挑战。
被视为“罪魁祸首”的租金上涨，是时候检讨吗？
从市区重建局的数据看不出租金高涨，中央区的零售租金指数已从2019年第四季高峰下滑22%。不过指数只反映已成交租约的租金水平，不包含“房东提出但无人接受”的高要价，也不包括其他市郊地区的租金上涨压力。
无法否定的是，租金上涨背后有商业考量，高租金能提升估值和改善融资条件，特别是过去三年利率高涨。然而这往往以牺牲邻里“活力”为代价。小店通过提供社区个性化服务，为生活添彩，若被连锁企业取代，会削弱社区特色与创业文化。
有学者提出，市场干预应具有针对性，而非全面推行租金管制，比如可聚焦于保持特定区域的商业多元性。也可引入“空置惩罚机制”，比如向长期空置的店铺收取额外费用，借鉴例如旧金山对空置一年以上零售店铺收商业空置税的做法。
新加坡租户公正联盟建议将租金涨幅和消费物价指数挂钩，以推动更公平和透明的续租条件。
官方数据也可纳入更细分的租金信息，以便监控市场发展。
虽说价高者得是市场经济常理，但放任的结果，可能最终带来一个高效但乏味的市场。
至于海外业者加入“战局”，它们为消费者带来更广泛选择，有些带来更先进的运作。例如本地许多餐馆使用的QR扫码下单，中国多年前已经盛行。若能促成海外和本地业者合作，提高本地企业的效率和科技采纳，这对整个行业都有利。
除了扫码下单支付，中国餐饮的营销手段更加丰富，通过微信和支付宝等平台随时随地触及顾客，各类奖励券积分活动吸引人前往。在本地，类似Grab和Shopback的科技公司，也正发展这一领域，协助商家吸引顾客。
政策扶持应有针对性 勿过于严苛及一刀切
不过本地商家反映，“过江龙”来到新加坡，往往带上自己的一条龙团队，包括营销服务、供应链等，本地企业或被“挤出”。
新加坡中小企业商会（ASME）会长洪煜建议，政府可考虑给予中小企业更多优惠，另外，现在永久居民作为股东的公司可申请津贴，这点应检讨。
不过拿捏还须得当，若政策过于严苛，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回避新加坡。若过于笼统，则难以解决问题。
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能失去土生土长的本地商家品牌。就在几天前，媒体报道在线快时尚零售商希音（Shein）正考虑把总部从新加坡迁回中国，以便在香港上市。这显示外部因素如贸易局势，都会影响海外企业的商业决策，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撤离新加坡。
而扶持和培养本地领军的中小企业，正是新加坡经济韧性小组关注的一个领域。
面对海外巨头入局、租金高企和消费行为变化，未来能否保持多样化市场格局，既考验政策智慧，也决定本地品牌的延续与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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