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的清晨，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的雷曼兄弟欧洲总部，已被堵得水泄不通。
几个小时前，这家已有158年历史的美国华尔街投行巨头宣布破产，震惊全球金融市场。
记者长枪短炮涌到玻璃门前，追着每一个进出的人问：“你是雷曼兄弟的吗？”“发生了什么？”
当年25岁的余星晨和同事，只能一边连声否认，一边艰难地拨开人群，进入大楼。上楼后，电邮里坏消息一封封跳出，有人强作镇定回电话，有人已捧着打包好的纸箱离开。
余星晨脑海中印刻最深的画面，是一位他自己曾“梦想成为的”董事总经理，因毕生积蓄化为乌有，瘫坐在椅子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彼时，余星晨毕业才两年，第一份工作就在雷曼兄弟任金融分析员。2008年的那个早晨，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一个看似牢不可破、被众人视作“正确答案”的系统，也可能瞬间土崩瓦解。
这场风暴没让他立即离开银行业，却给他留下了深厚的危机意识。往后无论是投资还是创业，他总是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
所幸，这种警觉性，并没把他磨成一名沉闷的受访者。
在乌节路烈大厦Castlery展厅接受访问的余星晨，很难与“谨慎”两字联系起来——亮黄色眼镜、微卷中长发，开朗健谈、思维活跃，不时幽默自嘲。
从父亲信任中体会安全感力量
身为一个商人家庭的长子，少年余星晨在父母的期待中，一路遵循优等生轨道，就读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初级学院。
他形容，自己曾是个“笨拙的独行侠”，靠随声听里的音乐，消化情绪。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做到最好”的执念变成压力。17岁，他陷入厌学，学校投诉到家里。
原以为会换来父母一顿责骂。没想到，向来严厉的父亲反过来对学校说，相信他会找到自己的路，会一直支持他。
当年他只是感到困惑。多年后，当自己也成人父时，才体会到其中的分量：“父母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安全的基础”。
这份安全感，给了他探索的底气。在父亲的鼓励下，余星晨曾将自创自导的音乐剧《宝塔街》（Pagoda Street），从伦敦带回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演出，票房收入全部捐作慈善。
谈起父亲余根业，余星晨记得最深的不是父亲如何做生意，而是数十年把员工当家人般对待。这也深深影响着他：“生意不只看数字，也要看你和谁一起成长”。
尽管有家里的安全感，余星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不停地摸索。
在伦敦大学学院修读法律期间，他短暂经营过自己的平面设计公司，也坚持音乐创作。
毕业后，他一度务实地选择投行，因为那是社会认可的体面工作。不过，他还是很快发现，自己不属于那里。亲历雷曼兄弟倒闭后，他在金融圈又待了一段时间，但去意愈发强烈。
那几年，他过着反差极大的生活：白天是银行打工、夜晚到俱乐部打碟，音乐让他暂时忘却工作的烦恼。
他笑称，那时“不安分、年轻气盛、甚至有点妄想”。在学校要争取好成绩、毕业后要找到好工作，同时还要追求自己的音乐梦，什么都想做。
十多年后回头看，他坦承当时并不总知道为何要一直往前冲，“很多时候是为了成就而成就”。
那些选择的背后，是一种焦虑，一种想向外界证明自己的执念。于是生活被塞得满满当当，仿佛只要一直奔跑，就不会有空停下来怀疑自己。
“持续设定目标、达成目标固然重要，但这种能力必须引导你去做一些有意义、又能影响他人的事。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归根结底可能毫无意义，也是很多压力和焦虑的来源。”
2013年，他与朋友联合创办Castlery，在毫无相关背景的情况下踏足家具业。他自嘲说，最初有点天真，“幸运的是，这是一个能够完美结合我的设计创造力与创业热情的行业。”
最想让孩子先学会认识自己
成为父亲后，余星晨如今最想让孩子学会的，不是如何达成外界标准，而是先认识自己。
他和妻子洪秀馨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让三个儿子都在家接受教育（home school）。首要原则就是不复制他们“想要的孩子”，而是看清每个孩子的天赋、好奇心和学习方式。
夫妻俩像做商业规划一样，每12周设计一个学习主题，围绕阅读、讨论、户外观察和兴趣探索，以及孩子进度，安排课程。
每周六检讨进度、每月开家庭会议，让男孩们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可以改进的、以及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事。
最近的一轮主题是“创业训练营”，孩子要构想卖什么、估算成本和定价、研究进货、计算店租，最后展示想法。
余星晨说，重点从来不是结果，而是让孩子找到自己真心热爱、愿持续投入的事。
孩子们已逐步建立起这种内驱力。比如大儿子最近迷上柔术，输了几场比赛后反而更刻苦练习，终于拿到第一枚奖牌；二儿子喜欢机器人，常追问能不能多上一节课。
三个男孩都在家受教育 出差也带着让他们“实习”
课堂并不局限在家里。工作须频繁出差，只要条件允许，余星晨会把孩子们带在身边。
去年9月，Castlery在伦敦开快闪店，三个孩子跟着待了两个多月，参与门口招揽顾客、展示高性能布料、学习与别人打交道。
“旅行本身也是学习，换城市、适应陌生环境、交朋友、学会告别并期待重逢。”
当然，让孩子在家接受教育并不从容。夫妻俩各有工作，时间表常被打乱，临时改行程时而发生。他笑言这么多年仍常觉得压力很大，只能一边做一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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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越来越确信，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孩子推向某个预设答案，而是帮他们发现那个愿意推自己往前走的理由。
余星晨喜欢一句老话：人有两次生命，第二次生命始于意识到自己只有一次生命。
20多岁时，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搞得定”，把好奇心用在向外证明自己上；40多岁时，他已铺开商业蓝图，虽没停止向前奔跑，但不再追逐某个“标准”。
他想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去生活、去感受、去快乐。
白天学习法律夜晚写音乐剧 追西区舞台梦
在伦敦读法律的那几年，余星晨很多课余时间都泡在西区的剧场里。从童年接触音乐剧，到大学时已参演过十多部戏。法学院的学习让他厌倦，所以他总是沉浸在音乐创作中。
一年级期末考试逼近，繁重的课业压力、强烈的思乡情怀，加上身处全球戏剧中心带来的灵感，让他做了一件让身边人傻眼的事：订下西区一家剧院，准备上演自己的原创音乐剧。
这部剧的制作资金，来自他此前卖出与友人共同创办的平面设计公司股份的所得。
搅得他静不下心的，是一个关于牛车水的故事。这部叫《宝塔街》的音乐剧里有店屋、中餐馆老板、印度理发师、马来猫，还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华人黑帮，讲述爱情、欺骗与救赎。
冲动订下剧院后，他一边备考，一边编剧、作曲、找演员、排练、推广。2004年底音乐剧首演时，五场演出票全部售罄。
进了金融业，他也没停下。白天在投行桌前处理数字，下班回家用打碟机练习混音。他的目标是登上伦敦传奇俱乐部Ministry of Sound舞台。
他确实做到了。托朋友关系，他认识了俱乐部的负责人，并承诺能带60名观众捧场，首演那晚实际到了100人。凭着那次演出，他后来在这个俱乐部驻场九个月，每月演出一次。
与老同学组电音组合 累计斩获17白金唱片
回到新加坡后，余星晨又和老同学唐达（本名汤鸿达）、贾维尔（Jovany Javier）组成电音组合Trouze。
“我们很幸运，都有本职工作有收入，做音乐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热爱。”
组合累计发了17张白金唱片、50首歌曲登上全球电音相关榜单前20。其实，就算是在Castlery创办初期，他也坚持每年参加音乐节演出。
不过，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孩子慢慢长大，他近年已很少活跃在音乐圈。人到中年也不再让发表作品的压力盖过感受本身，偶尔写歌是纯粹享受表达，他们仍坚持写了近30首未发表的歌曲。
如果生活没有音乐会如何？
余星晨坦言：“事实上它确实消失了几年，那时，我过得很焦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他最近在和团队商量，或许会重新发表部分未发表的曲子。
家具品牌有新加坡基因 但出海打拼不刻意强调
就算是现在的正业，也是余星晨想做就做的成果。
2013年，装修新房时，余星晨发现从国外买优质家具比在新加坡本地买便宜，“既然都轻车熟路了，不如改行上网卖家具？”他和朋友姬翔聊起，对方研究一番后发现：这事真可以做。
那年，四位联合创办人凑了13万5000元，租下乌美一个工厂大楼底层一个小空间，Castlery就此开张。
13年后的今天，公司已在乌节路烈大厦设占地2200平方米两层楼旗舰店，毗邻爱马仕总店。
这周，Castlery在纽约切尔西区的美国首家展厅将开业，成为少数几家能在全球竞争最激烈市场设零售店面的新加坡公司之一。
扩张首站澳洲失利
如今，全球员工逾500人，累计售出超过100万件家具。美国是品牌最大的市场，占整体销售额近70%，其次是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3%来自英国和加拿大。
第一次出海，他们栽得不轻。2017年进军澳大利亚，他们把新加坡的网店成功模式直接搬到悉尼，开了一间1万多平方英尺的店面，结果三年连亏两年多。
团队当时把新加坡市场的全部产品线一并引入，但澳洲人住屋面积更大、有花园和户外空间，对家具的尺寸、生活场景偏好都不同。加上偏远的店址、品牌知名度不足，实体展厅的高昂开销都让公司财务在两年半内大出血。
进军美国从零开始 如今已成为主战场
租约到期，他们关掉展厅，只留网店，用九个月重整策略。他们把目光直接投向了世界最大的家具市场——美国。
这一次，Castlery没急于开美国实体店，而是从2019年底起持续完善网店运营，主攻纽约、洛杉矶等约10个大都会，确保品牌曝光度。
疫情意外助力公司快速规模化，困在家中的人们购入家具改造居家空间。余星晨透露，2019年至今，全球营收增长约12倍，公司规模达数亿美元。
新开张的纽约展厅，是团队花费近两年、调研200多个店址的结果，这次他们签下10年租约、投资达七位数美元，预计两年内推动纽约市场销售额增长30%至40%。
余星晨说，美国首店开张后能获得更实际的市场数据、更了解当地消费者，有助推动扩张计划，包括三年内在华盛顿特区、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等城市开设展厅。
Castlery并不刻意强调新加坡出身，“因为在海外家具市场提这个，客户并不了解”，但产品设计以及团队建设始终留有深刻的新加坡基因。
谈到新加坡创业生态，身为新加坡经济策略检讨创业委员会成员，余星晨认为新加坡企业最大的挑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全球视野。
“很多人想先在新加坡试水，但新加坡市场太独特了：人均收入高、规模小，很难直接复制。等你做到年收入过千万似乎已很舒服，这时候才推倒原来流程、重新建立团队到海外扩张，会非常痛苦。”
他建议创业者，从第一天就建立全球思维，同时利用好新加坡的法治、安全、多元文化、人才、政府支持等突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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