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面对生儿育女这件足以影响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议题,即便政府“派钱”都难以扭转,这说明低生育率已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变化,问题可不小。

过去多年,政府不断推出各类奖励措施,希望减轻年轻夫妇的负担。从婴儿花红、起步津贴,到政府1元对1元的配对填补,如今生育第一胎最高可获得2万元;第二胎2万3000元;第三和第四胎3万2000元;第五胎或更多可获3万8000元。在物价高涨的环境中,这些补贴多少缓解养育压力。 

尽管如此,我国2025年居民整体生育率跌至0.87,创下历史新低;去年居民新生儿约2万7400人,也是历来最少。

协助管理国家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指出,应通过教育、消除歧视,以及打造更亲家庭的工作场所等方面,给予育儿家庭更多支持。

提到营造更亲家庭的职场时,企业自然会产生疑虑,它们是否须承担员工因家庭责任,而减少投入所带来的成本?但在人工智能(AI)时代,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正在改变。

政府或可给予企业更多肯定 企业也须建立明确绩效机制

过去,社会往往将“长时间工作”等同于“高投入、高价值 ”。但越来越多企业已意识到,关键不在工时长短,而在于成果与价值。AI的发展,也正在重塑工作的结构 。许多重复性、行政性任务可由AI协助完成,让员工把更多时间投入高价值工作,甚至腾出更多时间兼顾家庭。

然而,另一个现实是,当有子女的员工需要请假,或减少工时处理家庭事务时,团队中往往必须有人分担工作 。

在职场中,这种临时的支援通常能够被理解;但若长期持续,甚至成为常态,难免会引发不平衡感,影响团队氛围。 

企业的担忧并非冷血,而更多是基于现实运作的考量。在冠病疫情之前,居家办公尚未普及时,一名朋友曾因丈夫工作时间不固定,难以配合在办公室做晚班的安排,希望申请在家办公以照顾孩子。这个要求最终遭到拒绝,原因是担心个别安排会引发团队不满。 

从管理角度来看,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一旦为个别员工开设特殊安排先例,其他员工也可能基于不同理由提出类似要求,增加管理复杂度。

不过,疫情之后,随着科技成熟和远程协作普及化,居家办公已不再是不可能的选项。对于那些愿意提供更灵活工作安排、支持员工家庭责任的企业,政府或许可以给予更多肯定,无论是通过补贴、税务优惠,或其他形式的认可,让它们的付出得到更明确的激励。 

与此同时,企业也须建立更清晰的绩效导向机制。那些为同事承担更多工作的员工,应获得合理回报,以维持公平感,也让支持同事的举动得到肯定。 

助重返职场女性提升 考量平衡效率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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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那些因为生育而暂时离开职场、再度回归的女性,也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竞争力。企业为何愿意等待你回归?是因为专业技能、效率表现,还是不可替代的能力优势?或许,政府可考虑加强针对重返职场女性的培训和技能提升,帮助这些妇女重新融入就业市场。 

尽管社会不断强调男女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但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笔者的观察是,在许多亚洲社会中,育儿责任仍主要落在女性身上。这并非父亲缺乏能力,而是传统观念还是将看护角色更多地赋予女性。如何更好地支持在职母亲,因此是营造亲家庭职场的关键一环。

职场文化至关重要。在高度竞争的行业中,有子女的员工若频繁因家庭事务缺席,往往自我产生压力,担心自己表现不及他人,甚至在裁员时成为优先被考虑的对象。

相比之下,一些欧洲国家的职场文化更保障员工的福利,也更强调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在法国,员工有权在下班后不回覆邮件、不接听工作电话。在新加坡这个讲究效率和亲商的环境中,完全复制这种模式并不实际,但如何在效率和人性之间取得平衡,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资源匮乏、依赖人力发展的新加坡,生育常被包装为国家经济需要,孩子被视为一种“资产”。在这样的叙事下,人们难免产生疑问,为何必须为公共目标承担个人代价? 

现实中,许多人对生儿育女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牺牲”,牺牲自由、睡眠、事业发展机会,同时增加经济压力和对子女成长的焦虑。如果从投资角度来看,养育孩子更像一项长期且回报不确定的投入,持续20年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付出,并不保证获得对等回报。 

但身为母亲,笔者有另一番体会,孩子带来的情绪价值,确实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从第一次学步、牙牙学语到上小学,再到家庭日常点滴,过程中有欢笑,也有烦恼,构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记忆。这些对我个人的成长,也是没有孩子时难以想象的,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人生经历。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年轻人更早结婚和生育。

2024年首次结婚居民男女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0.9岁和29.4岁,10年前分别是30.2岁和28.1岁。生育第一胎的女性中位年龄,也从2018年的30.6岁升至2024年的31.9岁。越迟生育,不仅风险增加,也自然降低拥有更多子女的可能性。 

生儿育女这件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每个人都会依据自身价值观、人生规划和现实条件,作出不同选择。 

社会正在变化,人们对家庭的定义也在改变。过去,老一辈认为,有儿有女才是完整家庭。但如今,越来越多人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毛小孩”也成为情感寄托的一部分。

那些不想结婚或生育的人,理应得到尊重,因为人生路径本就不同。但对于希望拥有孩子的人,社会确实可以提供更多支持,这不仅包括物质层面,更多的是理解、包容和同理心。而这种支持,不应只是有子女者的“特权”,同样也应延伸至须要照顾年迈父母的单身群体。  

一个成熟的国家,不仅体现在经济竞争力,更在于人民能否在彼此支持中共同前行。而这些,终究不是单靠金钱就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