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商界宏观情绪并不轻松。除了企业裁员消息明显增加，还有另一个直观的体感：一些备受瞩目的新加坡大型企业并购，接二连三地翻车了。
梳理时间线，这波并购“搁浅潮”密集，且触及多个经济领域。
星期一（5月18日），原本被视为新加坡电信业整合救市之作的14亿3000万元并购案突生变数。第四大电信商Simba与第一通（M1）并购案，因Simba涉嫌违规使用未经授权的无线射频频段 ，遭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 喊停。作为卖方的第一通母公司吉宝有限公司（Keppel）星期五（22日）正式宣布协议作废。
星期四（5月21日），科技圈传来另一宗流产交易的麻烦后续。市场传出，早在4月被中国监管喊停的20亿美元AI独角兽Manus收购案，其创办人接下来须募资10亿美元（约12.8亿新元），以从脸书母公司Meta回购公司，还不排除须自掏腰包。这家源自中国的初创企业，去年中获美资后迁来新加坡，年底被Meta买下。如今收购告吹，还背上沉重善后包袱。
价值4000万元的岌巴湾滨海俱乐部（Marina at Keppel Bay）收购案，则前途未卜。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4月底指买方SUTL企业（SUTL Enterprise）旗下码头与俱乐部定位重合、距离极近，合并易引发局部垄断，买卖双方只能在5月15日宣布，把交易有效期限，延至7月底。
再看更早一些，2024年7月，私召车巨头Grab试图以约1亿元，收购新加坡第三大德士公司得运（Trans-cab）也因可能违反竞争法，由双方主动撤回献议。最轰动的莫过于同年，德国安联保险（Allianz）以22亿元收购职总英康多数股权一案。政府认定，交易不符公众利益，最终紧急修法，叫停了这场收购。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新加坡并购环境在恶化，但这会以偏概全。若将视角拉远，看亚洲其他地方，会发现那里的大型企业并购也不好操作。
在马来西亚，当地第八大富豪谢富年旗下的双威集团（Sunway），拟以110亿令吉（约35.5亿新元）巨资并购当地基建巨头怡保工程（IJM Corp）。然而，IJM独立顾问指开价过低，加上作为大股东的马国七家政联投资公司（GLICs）坚决不放行，最终在今年4月流产。
在香港，同样是今年4月，市场传出英资怡和集团旗下DFI零售集团全资附属惠康超市，拟与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长和的百佳超市，策划一场垄断全港92%份额的“世纪大合并”。然而，在市场盛传一个多月后，反垄断机构还未出手，长和在星期四否认说，根本没打算卖百佳。
入境并购去年大涨16%
理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德龙受询时提醒：当前市场上，没有一例并购完全相似。有些失败是因融资断裂、有些是因不可抗力事件，有些则倒在反垄断审查和监管违规之下。
若看数据，新加坡整体并购环境其实并没凉，而是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分化的“两重天”。
根据伦敦交易所集团（LSEG）数据，2025年涉及新加坡的并购额降至704亿美元（约899亿新元），同比下跌9.1%，交易量更锐减22.1%，创十年新低。第四季超10亿美元大单仅一宗，本土企业出海与国内并购双双下滑。
然而，另一方面，外资却在逆势抢筹。以新加坡企业为标的入境并购，去年大涨16%，达192亿美元。这让所有以新加坡企业为标的并购，总额逆势增长8.4%至269亿美元。
这证明，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下，国际资本依然看好新加坡资产的价值。
譬如，去年3月，马来西亚零售集团Macrovalue就以1亿2500万元，向DFI零售集团收购冷藏公司（Cold Storage）和巨人超市（Giant）的新加坡业务。
延伸阅读
当然，有些标的公司本身可能具极强战略重要性。
根据2024年通过的《重大投资审阅法令》，目前有九家新加坡和外资公司被列为受管制的指定实体，股权变动等企业活动受严格管制，它们主要来自国防和能源等领域。
此外，如今数据、通信、人工智能、甚至物流设施，也被赋予战略意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也早成为跨境并购中无法剥离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科技与基建企业，光看财务表和消费者利益不行，还得审计地缘政治安全。
并购流产代价刀刀见血
话说回来，即便外资依然看好、若买卖最终不成， 并购流产的代价绝对刀刀见血。
且不说投行、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咨询费化为泡影，更要命的是难以估量的战略内耗。
在漫长的审查与拉锯中，买卖双方的资金与资产被套牢，不仅可能错失下一个风口的红利，还可能葬送企业宝贵的黄金发展期。
此前，得运德士老板张建安在并购搁浅后就坦言，在洽谈并购之初，没料到会拖上一年。在这段等待期间，公司停止了车队扩张。直到并购彻底落空，公司才重新积极扩展车队。
该如何以前车为鉴？
不想交昂贵学费，接下来大型企业并购，或许还得从以上案例中总结出一些新的生存法则 。
在公众利益面前，过去并购企业承诺“不裁员、不涨价”，或许就能过关。但如今公众情绪极具弹性，企业须将舆情与社会影响力的相关评估前置。
在监管沟通方面，过去“先斩后奏”的并购，也时有发生。但如今多了跨界兼并新物种，监管自身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企业若主动沟通表明诚意，能给监管递上定心丸。
在合规审计方面，过去双方可能只看牌照齐不齐、财报假不假。但如今还须做好穿透到最底层的技术尽职调查，因为任何一环的疏忽，都可能成为隐患。
在地缘政治层面，跨国并购过去在避风港“换皮洗白”或许可行；但如今在大国博弈深水区，此举形同高空走钢丝，敏感领域企业须告别侥幸心理。
无论当下并购环境显得多么严苛，它对于新加坡这个开放的小经济体整体活力而言，是资本循环系统中，不可多得的“活血剂”。
这是因为，老牌企业须要剥离旧资产转型，新锐创企渴望被收购以套现退出，而像新加坡电信业这般深红的红海赛道，更须通过理性兼并，来告别恶性竞争。
或许，短期的阵痛，恰恰是为长远的市场固本培元。当企业能在商业版图、公众利益与战略安全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并购市场自然可平稳换挡，迎来更高质量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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