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新加坡华乐团的而立之年。1996年，隶属人民协会的新加坡华乐团在政府支持下完成公司化改组，扩编为国家级专业乐团，并迁入新加坡大会堂。乐团更早可追溯至1968年成立的人民协会华乐团，并于1992年正式易名为“新加坡华乐团”。
然而，一支国家级专业乐团的水准，并不会仅靠改名而水到渠成。在华乐活动蓬勃发展的早年间，各类华乐团体百花齐放；如今的新加坡华乐团屹立于世界乐坛，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定位，离不开几代音乐家、指挥家与管理者共同倾注的心血。
从1990年代至今，瞿春泉、胡炳旭、叶聪和郭勇德四位指挥先后掌舵，在不同历史阶段留下各自的印记。而他们面对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华乐团，才称得上是一支国家级乐团？
瞿春泉：职业化阶段“难熬”
瞿春泉1993年受聘为新加坡华乐团指挥，见证了乐团迈向公司化、职业化的关键阶段。回忆那段历程，他用“难熬”二字来形容。
“原来人民协会华乐团有30多名全职成员，想要进入新的职业乐团，必须经过考试。这对原有团员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在人协时期，华乐团虽然已有固定团员和定期演出，但本质上仍属于半专业团体。一年大约举办四场正式音乐会，一套节目可以排练两三个月。成为职业乐团之后，工作量增加，曲目难度提高，排练周期缩短，技术要求全面提升。“你不能再说‘这个我不会演奏’，因为这已经是一份职业。”
考虑到并非每位演奏员都具备独奏能力，考核采用四五人一组演奏片段的方式进行。回头看，瞿春泉承认，这种做法多少带着一点“恻隐之心”——既要建立职业标准，也须顾及乐团的现实处境。
与此同时，华乐团增加到62人，有从中国聘请的，也有本地的新人。乐团内部开始面对新的磨合课题。“从中国来的有北京、上海、西安的，无论是声音风格、文化背景，还是安排座次、独奏机会，都需要重新建立默契。”
但这正是任何专业乐团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所谓国家级，就意味着必须从全世界的范围延揽最优秀的人才，而不仅仅局限于本地。
1997年，胡炳旭受聘为首任音乐总监，瞿春泉担任副总监。两人共同执棒了4月20日举行的新加坡华乐团首演音乐会。不久后，瞿春泉因职业发展移居台湾。
胡炳旭：对艺术绝对忠诚
“我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担负着两个国家的任务。”多年后回忆，胡炳旭依然记得那份责任感。“既然我接受这个任务，就要按照我的意图来办。”
在来新加坡之前，胡炳旭已是中国最具分量的指挥家之一。他曾任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也曾在中央乐团、北京和上海京剧团、中央歌剧院等多个团体担任指挥。他学西乐出身，主修双簧管。文革期间，他先后参与创作和指挥交响音乐《沙家浜》、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成为少数同时精通交响乐、华乐、歌剧与京剧的指挥家。
正因如此，他对“专业乐团”有着近乎苛刻的标准。在胡炳旭看来，所谓国家级乐团，首先不是规模大，不是名气响，而是拥有毫无借口的基本功。
“从最基础的音准、节奏开始。你不能说华乐音不准就是应该的。”他说：“有些乐手在某一段演奏不好，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心不在焉，还是很努力了，就是没做到。如果是后者，我们就私下慢慢用功。
“所以团员有时候哪一句没做好，下来跟我检讨。我说：知道就行了。那时就有这个精神，一种拓荒的精神。”
与此同时，他也从中国请来一批顶尖演奏家。已经担任中央民族乐团代理首席的二胡名家李宝顺受邀出任乐团首席；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俞嘉则出任琵琶首席；年轻的笛箫演奏家尹志阳也被请来新加坡。
胡炳旭看人的标准很简单：技术为王，而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对艺术的“绝对忠诚”。尽管任期只有三年，但胡炳旭留下的不只是录音，更是一套专业乐团的工作文化。
2000年2月，新加坡华乐团受邀参加台北传统艺术节，不仅举办专场音乐会，也与台北市立国乐团同台演出。胡炳旭至今记得当时台湾音乐界的反应，人们说：“华乐版图从中港台三足鼎立，变成四分天下了。”
对于成立仅三年的年轻乐团而言，那是一次重要的海外亮相。
叶聪：建立共同聆听习惯
2002年，叶聪接任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在职业转型和基础建设之后，他面对一个更根本的命题：一支国家级华乐团，究竟该有什么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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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聪从小学钢琴，学习西洋管弦乐指挥，之后赴美深造，执掌西方乐团。但从小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他对华乐并不陌生。“我虽然从来没有演奏过任何一种华乐器，但是我的耳朵里、灵魂里装了很多东西。”
刚到新加坡时，他看到的是“三队人马”。“人协的、上海的、北京的，各有各的流派传承。我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合流，各奏各的。”
在叶聪看来，塑造乐团声音不仅是音准、音色或技术层面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建立共同的聆听习惯。排练时，他经常停下来，不是直接告诉团员答案，而是要求他们自己寻找问题所在。
“一个指挥的耳朵再好，还是抵不过80多双耳朵。如果说，把新加坡华乐团塑造成今天这个声音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打开80多双耳朵，让每个人都来听。”经过多年磨合，来自不同背景和训练体系的演奏家逐渐形成统一的声音语言，也为乐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叶聪认为，除了拥有自己的声音，一支乐团更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曲目和文化表达。因此，他推动作曲家采风计划，带领作曲家前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闽南、岭南等地区寻找创作素材；同时创办国际华乐作曲比赛，邀请来自世界等地的作曲家，以南洋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如今在国际华乐界广受欢迎，并被视为新加坡华乐团代表性曲目的《天网》《姐妹岛》等作品，都诞生于那个创作蓬勃发展的时期。
有了声音和曲目之后，叶聪把目光投向国际舞台。2005年，新加坡华乐团首次赴欧洲巡演，参加布达佩斯艺术节，并登上伦敦巴比肯中心等国际舞台。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乐团访问了中国、韩国、法国、希腊、德国等地。
叶聪说：“我发觉南洋曲目在国外特别受欢迎。因为观众听惯了一般的管弦乐团或民乐团，突然听到有一支独具特色、跟他们不大一样的乐团，会眼前一亮。”
回顾二十余年的任期，叶聪说：“我来新加坡华乐团的初衷，就是找到新加坡华乐团在华乐世界，甚至世界乐团体系中的定位。”
郭勇德：与人民保持联系
1997年，郭勇德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考入华乐团成为打击乐演奏员。2013年起，郭勇德担任驻团指挥，2023年从叶聪手中接过指挥棒。作为乐团首位土生土长的首席指挥，他关注的命题则是：一支国家级专业乐团，如何继续与人民保持联系。
担任驻团指挥期间，他的工作主要围绕社区演出，负责大量拓展与教育项目。从社区音乐会、校园音乐会，到儿童音乐会、医院演出，他的大部分工作并不发生在音乐厅里，而是带着华乐走进人们的生活。
抓住孩子才能抓住未来。我们现在撒下的种子，就是我们未来的观众，未来的传承。——郭勇德
郭勇德坚信，抓住孩子才能抓住未来。“我们现在撒下的种子，就是我们未来的观众，未来的传承。”
为了让孩子们真正走进华乐，他专门研究欧洲交响乐团的教育音乐会模式，发现许多成功的儿童音乐会指挥，本身也是出色的表演者。于是，他甚至专程向法国表演艺术家学习小丑表演，尝试把戏剧、游戏与故事融入音乐会之中。在他策划的“郭教授音乐历险记”系列里，二胡、琵琶和打击乐不再只是舞台上的乐器，而是等待孩子发掘的宝藏；音乐会成了一场场充满想象力的探险。
这样的尝试并非没有争议。有人认为，指挥不该像演员一样在舞台上扮演角色，更质疑是否有必要用“小丑”的方式介绍华乐。但郭勇德认为，吸引孩子并不意味着放弃艺术标准。真正困难的，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他会在音乐会中带领孩子们互动，也会在现场过于吵闹时突然收起笑容，严肃地告诉他们：“门就在那边，如果不想听，可以出去。”在他看来，音乐不只是娱乐，更是帮助孩子建立专注、尊重和聆听的能力。
早年策划节目时，他曾理所当然地认为，社区观众较少接触正式音乐会，因此应该安排更多流行歌曲和电视剧主题曲。直到一次社区演出的彩排现场，一位老太太突然拉了拉他的衣角，问道：“指挥，你今天怎么没有奏《春江花月夜》？”
这个问题让他愣住了。“原来社区里面也有这种要求啊。”那一刻他意识到，社区观众们同样拥有自己的审美期待。社区音乐会不能只是迎合，而应该在熟悉与陌生、流行与经典之间找到平衡。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新加坡华乐团30年来不断探索的课题。作为国家级专业乐团，它必须追求最高水平的演奏质量；但作为“人民的乐团”，它又不能只属于音乐厅里的观众。郭勇德所做的，正是在这两者之间搭建桥梁。
在他看来，国家乐团与人民乐团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恰恰相反，只有持续被人民需要的国家乐团，才真正配得上“国家”的名义。
6月16日，新加坡华乐团将推出庆祝30周年系列音乐会，呈献历任指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曲目，与华乐爱好者共同回顾这支乐团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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