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户外演出妆艺大游行（Chingay），是每年农历新年期间，本地一道最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绚丽的花车、缤纷的服饰、多彩的灯光，曼妙歌舞，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给……妆艺也是我国展示本地多元文化融合、种族凝聚力的一个平台。
通过大型街头游行，展现社群和谐，以及文化多元性，并非我国独有。
Chingay源自游神活动 最早被带到槟城
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的古庙游神，以及槟城的大旗鼓游行，与我国的妆艺大游行，有着不同的华文名字，但英文名字都称作Chingay，反映新马共有的文化传承。三项活动的最初形式，都可追溯到早年华人过番客带入东南亚的传统民间习俗——游神赛会。
游神活动为何在新马一带称作Chingay? 本地文史研究者洪毅瀚对此一番考究。
洪毅瀚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19世纪的英文报章在描述华人的游神活动，一般都用“游行”（procession）或“宗教游行”（religious procession）等笼统字眼。
在19世纪后期，新、槟两地英文报章报道赛神会时，开始以Chingay作为游神绕境活动的名称。
洪毅瀚撰写的文章《观狮城飘色，忆石叻台阁 ——Chingay在本地的今昔》10年前刊登于《联合早报》。他当时就在文中推断，Chingay很可能是闽南漳州音的“tsng-gE”的音译词。
他指出，根据早年驻厦门的杜嘉德传教士（Rev. Carstairs Douglas）1873年出版的《厦门本地话或口语字典》的记载，漳州话的“tsng-gE”，与泉州话“tsng-koh”是同义词。
根据字典的描述，“tsng-koh”（汉字本字是“粧阁”），指的是“赛神时由人抬起的装饰平台，上面载着衣着华丽的女童或男扮女装的男童”。这个表演形式称作“台阁”，也称抬阁，即让人抬的阁楼。
台阁是一种民俗技艺表演，一般由小孩装扮成各种历史人物，坐在制作精美的阁子，由人抬着在街上游行，常见于旧时中国的赛神会或其他重大庆典上。
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网上资料库，华人的游神活动最先是被带到槟城。
以新加坡来说，在早年华社形成帮群组织的年代，游神赛会由各方言群承办，相当有规模和组织性。有台阁参与的游神活动，最早见于1840年的媒体报道。
例如，福建帮赛神会每三年举行一届，粤帮即潮州、广东、客家以及海南方言群则是一年一次。这类赛神会一般包含锣鼓队、台阁、舞龙舞狮等技艺表演，也有大旗横幅等队伍。
洪毅瀚说：“除了发挥民俗信仰的功能，活动也让帮群对内团结社群，对外彰显实力……这类游神赛会中，台阁表演技艺往往是整个游行队伍中，最引人瞩目的环节。”
他推测，早年的英文报章之所以用Chingay一词来概括整个游行队伍，很可能是针对队伍中最壮观的台阁表演，并参考了漳州音的“tsng-gE”，对它进行音译。
到了20世纪初，Chingay在新槟两地的英文报章中普遍使用，它不仅作为游神活动的名称，也用来形容其他的游行，包括华社欢迎英国皇室成员莅临新加坡而主办的游行队伍。
至于早年英文报为何参考漳州话的“tsng-gE”读音，而非泉州话“tsng-koh”？
本地游神绕境活动 二战前已销声匿迹
洪毅瀚推测，漳州是早年本地不少华社领袖的祖籍地，如薛佛记、陈笃生等，他们与英国殖民者关系密切，可能让英国人对源自漳州口音的词汇较为熟悉。
到了20世纪初，大型游神赛会的命运来到一个转折点。由于活动耗费巨大，当时抱有革新思想的华社领袖认为应该节约开销，将资源用于更为重要的兴学办校事业上。
洪毅瀚指出，新加坡的游神活动过后虽仍有举行，但规模大为缩小，也没有台阁队伍的参与。在二战之前，大型游神绕境的活动大致上已销声匿迹。
1973年人协举办首届妆艺大游行
直到1973年2月4日，人民协会举办首届妆艺大游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才在新加坡重现。
虽然继承了Chingay这个在早年代表游神活动的英文名字，本地的妆艺形式已大为不同，不再有民俗信仰的元素，而是转型成一个代表新加坡精神的人民节庆。
跨越半个世纪，我国的妆艺从最初呈献传统华族文化表演，蜕变成融合多元文化色彩的文化盛会，并以装扮亮眼夺目的花车、炫目的灯光效果、本地和国际表演团，以及各年龄与背景的民间表演者参与著称。
至于槟城大旗鼓游行和柔佛新山的古庙游神，也从早年的游神绕境，发展出各自独特风貌。
大旗鼓游行在槟城当地政府机构的推动下，除了保留了耍大旗为主要特色，也已融入不同种族的歌舞表演，并邀请海外表演者，发展成多元文化庆祝活动。在柔佛，古庙游神的民俗色彩相对较浓厚，但近年来节目内容更多元化，并有非华族参与者，是新山华社最大型及重视的文化节庆活动。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莫家浩助理教授，日前受访时指出，新马如今三种不同的Chingay形式，正好反映了一个由华人移民带入东南亚的庙会活动，在适应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后，面向各自的社群，通过不同形式去追求同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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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三地呈现Chingay的方式不一样， 共同点是大家都要保存自己的文化遗产，以及促进和展示内部的和谐……以槟城来说，主要展现的是当地的文化多元性；在新山，除了展示华社的文化遗产，也凸显华社能在多元种族社会中以和谐的方式蓬勃发展，至于新加坡，自然就是展示一个国家的多元文化融合。”
妆艺大游行 盛载文化记忆
跨越超过半个世纪的妆艺大游行，已发展成一个让本地不同种族与社群参与，彰显我国多元文化活力与底蕴的人民庆典。
我国政府在1972年禁止燃放鞭炮。在时任总理李光耀建议下，人民协会隔年开始举办妆艺大游行，为农历新年增添欢腾气氛。那时参与联办妆艺的是新加坡全国国术总会（现为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
根据《南洋商报》的报道，妆艺1973年2月4日首次登场时，名称不是“妆艺”，而是“青艺游行”，隔年改称“妆艺大游行”。
首场妆艺约有2000名表演者，游行队伍从维多利亚街出发，途经桥北桥南路等路段，并于欧南路结束。当年的表演项目有浓厚的华族文化色彩，包括舞龙舞狮、踩高跷、大头娃娃及大彩旗。
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政策与研究司长陈美华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妆艺在新加坡逐步发展并包容多元社群，以及不同背景及年龄参与者所呈现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
“每一年，妆艺将我们的街道转化为一个城市舞台，赞颂着本地文化多元性和社区精神。这反映了我们活生生的文化遗产，在新加坡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仍保持韧性，并且同新加坡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陈美华希望，随着新马联手展开为妆艺申遗的工作，能让更多新加坡人认识到，新马两地的妆艺是由一个社区主导，让参与者展现才艺和实践创新点子，充满活力和热情的项目。
人协文化与艺术集群前理事长蓝锐勋（69岁），曾在2006年至2018年担任妆艺执委会主席。
他认为，每个国家，乃至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底蕴深厚，能令人民以及市民感到自豪的节庆、或文化传统。
“对新马人民来说，妆艺大游行盛载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是名副其实，活生生的文化遗产……如果申遗成功，那将给予新加坡人民一件最好的礼物，相信会鼓励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以及私人企业挺身而出，参与支持这个节目，让妆艺更壯大……让万民一心的新加坡精神，传承下去。”
新山游神活动是当地华人身份认同象征
被誉为“人与神的嘉年华会”，柔佛新山的“古庙游神”不仅是热门景点，更是新山华人身份认同的象征。
拥有超过150年历史的柔佛古庙游神，也称柔佛古庙众神出游。
这项由新山中华公会与当地庙宇举办的活动，每年农历正月十八至二十二举行，流程依次为神明行宫亮灯仪式、游神前洗街仪式、众神出銮、夜游及回銮。正月二十一的众神夜游为活动高潮，全程八公里的游行，路线环绕新山市中心。参与这个年度盛事者每年可达三四十万人，包括潮州帮、福建帮、客家帮、广肇帮和海南帮五大社群。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莫家浩助理教授指出，1990年代发生的柔佛古庙山门因道路扩建被拆事件，引起当时华社的反弹，以及维护文化遗产的迫切感。“那时人们觉得，柔佛古庙的山门没有了，那至少游神不能断，整个游神活动就变成新山华人身份认同象征的一道堡垒，必须去保护，并且要延续、传承下去。”
柔佛古庙游神在2012年被列入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莫家浩认为，在过去，古庙游神某个程度上，与国家文化的论述存在紧张的关系，它后来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自然也成了国家文化一部分。
“古庙游神经历很多发展阶段，现在我们与新加坡联合申遗，不难发现两国三地的Chingay看起来很不同，但三者的共同点就是把各方参与者，以及各方面考量汇聚在一起，重新思考彼此的意义及普世价值。”
大旗鼓游行是槟城文化盛事
大旗鼓游行起源于何时，有不同说法。据马国媒体报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槟城庙宇配合宗教仪式举办的游神活动中，已出现大旗鼓表演。
早年的大旗鼓游行有较浓厚的华人信仰色彩。它后来成为槟州政府的旅游推广活动，以大旗鼓队的高难度耍大旗演出为节目高潮的同时，也融合各种族歌舞和技艺表演，转型成为多元文化活动。
如今，每年12月举办的同乐会大旗鼓龙狮大游行，是槟城一大文化盛事。去年这项活动由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办公室主办，协办单位包括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槟州武术龙狮总会以及槟州大旗鼓公会。
大旗鼓游行2012年列入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乔治市世遗机构总经理洪敏芝博士受访时说，大旗鼓游行虽以大旗鼓为主题，但它已发展成一个极具包容，能吸纳多元表演元素的项目，是一项民间主导，以社群自发参与为核心精神的活动。
“妆艺若能成功申遗，将给予新马老百姓很大的肯定和鼓励。希望两国这次联手申遗，也能激发更多年轻人关注Chingay活动，更好地维护两国共同的文化传承。”
洪敏芝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认证协调员。对于维护文化遗产，她认为人人都能发挥作用。以大旗鼓技艺来说，无论亲自耍大旗，现场喝彩或从旁支持，都在为传承尽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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