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四成国家法院民事案件通过法庭纠纷解决机制处理，其中超过85%无须进入审讯圆满解决。这一机制不仅节省司法时间与成本，也有助于当事人维护和修复关系，避免因诉讼对立而加深矛盾。
与传统诉讼相比，法庭纠纷解决集群 （Court Dispute Resolution Cluster，简称CDRC）通过量身定制的程序，为当事人提供更高效、灵活且公平的解决途径。
根据国家法院法庭纠纷解决集群主任地方法官陈闻兴主编的《法官主导的法庭纠纷解决指南》（A Guide to Judge-Led Court Dispute Resolution），CDRC的发展可以追溯至1994年。当时，司法调解在初级法庭（国家法院前身）试行，允许法官在审前管理阶段主持民事案件调解。
试点成功后，1995年设立法庭调解中心（Court Mediation Centre），后改称纠纷初步解决中心（Primary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正式制度化法官主导的调解实践。
30年后的今天，CDRC已发展出多样化的纠纷解决工具，包括早期中立评估、司法调解及法官主持的谈判，形成成熟的法官主导程序。
CDRC处理的案件范围广泛，涵盖各类侵权过失索赔，包括专业过失（如医疗、法律）、人身伤害（如工伤、交通事故）、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害、其他过失侵权案件，以及高等法院提起、索赔金额高达50万元的人身伤害案件。
这本书从多个层面介绍CDRC的运作和价值，同时兼具历史回顾、实践指南与前瞻视角，是法官、律师及公众理解CDRC的重要参考资料。读者不仅可了解CDRC的运作模式与理念，还能领会司法主导纠纷解决的独特优势，包括促成高效解决、缩小争议范围、保护当事人关系，以及利用技术和国际合作拓展司法创新的可能性。
以调解替代冗长高额诉讼 让争端化解更高效更温情
多年来，法庭纠纷解决集群帮助无数人化解争端，避免陷入耗时高昂的诉讼。以下摘录三起个案。
个案一：面对面调解纠纷更有效
长期重病男子将负责管理母亲遗产的两位姐妹告上法庭，索偿超过20万元的房贷还款，指她们未履行承诺。
10年前，母亲曾面临房屋被收回风险，请求家人帮忙偿还房贷。男子在理解房地产售出后可获偿还的前提下，与妻子三年间共同支付超过20万元。
母亲去世后，房地产出售，但姐妹作为遗产执行人拒绝偿还。男子因中风，由妻子代为提起诉讼。
姐妹辩称，付款用于家族企业，男子作为大股东从中受益，母亲并未承诺偿还，并指出其他兄弟姐妹也支付大量款项，却不期望偿还。
经过多轮调解，双方达成和解。调解强调修复家庭关系，男子坐轮椅的状态和妻子照顾母亲的付出，使姐妹态度软化。面对面交流拉近彼此距离，也唤起对过去共同努力的回忆。
本案显示，即便视频会议盛行，面对面调解在复杂家事纠纷中仍有独特作用，不仅解决纠纷，也促成理解与和解。
个案二：挽救专业人士声誉与未来
爱犬在训练中因中暑死亡，悲痛狗主指训练师疏忽，起诉他索赔约8万元。训练师否认疏忽，称狗不适应新加坡潮湿气候，可能存在既有病症。
双方通过CDRC友好解决，但都未承认责任。狗主最终撤销诉讼，训练师提供一只替代犬，并支付象征善意金作为补偿。
延伸阅读
案件和解，对训练师的生意声誉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个案三：为家属提供情绪宣泄空间
22岁海外留学生在殡葬公司兼职，处理遗体火化时弄错遗体，导致一名道教徒遗体被误安排进行基督教葬礼和火化。留学生和雇主随后被家属起诉违约及疏忽。
案件情绪高度紧张，逝者女儿在调解时激动落泪，留学生则因父母拒绝承担律师费一度陷入困境，他向20多家律所求助无果，最终一家律所提供无偿服务。
案件完成第一阶段审讯，并确定第二阶段有五天审讯后，双方才到CDRC接受法官调解，并最终和解。
殡葬公司及员工承认错误、承担全部责任，向家属道歉并提供赔偿，同时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引入程序和操作流程，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这起调解不仅解决赔偿问题，也为家属提供情绪宣泄空间，让悲痛得到表达与理解。
《新加坡性罪案法指南》 大法官梅达顺：填补学术与实务空白
性罪案不仅侵害受害人的身体与尊严，还造成深远的心理创伤，也因为证据和程序复杂，为刑事司法体系带来独特挑战。《新加坡性罪案法指南》（The Law on Sexual Offences in Singapore）系统梳理相关法律框架、程序与量刑实践，被大法官梅达顺视为填补学术与实务空白的重要著作。
大法官在序言中高度赞赏两名作者——国家法院地方法官何贤达和海鲁哈晋（Hairul Hakkim）的付出，指出本书覆盖广、深度足，全面论述新加坡性犯罪法律，从“同意原则”与“同意能力”认定，到程序与证据问题，再到具体罪行与量刑原则，并附各类罪行量刑判例汇编，有助提升处理案件的清晰度和一致性。
他举例说明处理性罪案的挑战。例如，判断受害人是否同意相关行为，有时决定行为是否构成性罪，须要对案件事实进行细致分析。
鉴于案件敏感性，程序上可能需要额外保障措施，例如让投诉人供证时隔离，避免与被告接触，并在盘问时格外谨慎。
大法官说，性犯罪法律体现在保护投诉人权益与保障被告权利之间的微妙平衡。现代科技普及，使部分违法行为出现新形式，对受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为法律从业者提供操作指南 为公众呈现性罪案应对策略
《2019年刑事法改革法令》因此引入偷窥、传播亲密影像以及制作和持有儿童虐待资料等新罪行；2024年的《刑事诉讼（杂项）法令》则扩大法院量刑选择，例如对有高重犯风险的危险罪犯施加“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Sentence for Enhanced Public Protection）的新判刑，即使服满最低刑期，仍可能继续收押以保障公众安全。
全书结构清晰，既探讨“同意”及证据评估标准，也系统梳理不同类型性犯罪，从侮辱妇女罪到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与剥削，再到强奸和严重性侵害。书中也讨论程序保障措施，如禁止披露令（gag order）、清堂庭审、在性侵或虐童案中限制问题和证据，以及量刑目标与选项，包括改造刑罚、青年及智力障碍罪犯方案，以及对脆弱受害人的额外保护。
与一般教材不同，本书结合大量判例解析，展示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受害人保护与被告程序公正。它为法律从业者提供可直接参考的操作指南，也为学者和公众呈现性罪案法律体系的演进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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